西方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著作《我們是誰》中曾提出：

“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時期就是一個克服社會動蕩和社會衰朽的階段”。

1980年代的諸多喜劇電影便是印證了這個主題。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政治、經濟格局都相對單一，社會結構也較為簡單，但是隨著改革進程的加快，利益關系發生了鋪天蓋地的改變，原本單一簡單的格局越來越趨向復雜多元。

傳統的思想觀念被新的思想觀念不斷沖擊，傳統的社會規范被新的社會規范取而代之，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商業邏輯在社會人頭腦中全面滲透。

1980年代無疑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時期，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在變好，但是看似平靜的表面下其實暗流涌動，因為一切所謂的“好”其實很大程度源于強烈的外在助推力，其實很多人并沒有做好迎接新生活的準備。當精神準備還不充分的時候，大門突然打開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無情地拋到一個傳送帶上，不管個體是否愿意，是否有所準備，人都被拋了上去。

舊的還沒有瓦解，新的已然到來，新舊共存便是當時社會的特點之一。

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對轉型的時代難以理解與融入，于是開始恐慌與焦慮，甚至是信仰坍塌，價值摧毀，很多人只感受到了短暫的激動，然后就被沉重的負面情緒所包圍，甚至是感受到了一種末日危機。

面對這種劇烈的社會轉型，有的創作者選擇把這種焦慮與迷茫表達出來，《頑主》就是這樣的作品。

它是屬于1980年代后期的故事，雖然市場經濟已經初露鋒芒，但是計劃經濟更加被普遍接受，雖然各種思潮涌入沖擊著人們的思想，但是社會結構仍然老舊，這些都給人們以劇烈的矛盾感。

《頑主》正是通過這種矛盾感，訴說了一個只屬于這個時代的寓言故事。

《二子開店》中父與子也毫無疑問就是“新”與“舊”的代表，兒子代表“新”，父親代表“舊”，兒子讓父親穿店服，父親不理解為何服務人員一定要穿這些別扭的服裝，兒子就趁著父親洗澡的時候把他原來的衣服扔掉，努力讓他接受新的思想與生活方式。

兒子給店員們進行微笑培訓，古板的父親卻因為不適應所以笑得比哭還難看，這些細節都說明了新舊之間的代溝，兩代人的差異通過影片表露無疑。

但是父子關系本身就意味著矛盾一般相對溫和，用喜劇的方式加以處理更是消解了許多沖突，到最后沒有所謂的對與錯，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評判，只留下了一堆荒唐的笑料。

《黑炮事件》中的趙書信只是一個出身名校，無黨無派，脾氣古怪的工程師，卻莫名其妙被誤會與懷疑，百口莫辯的他經歷了一番折騰最后也沒有等來一個道歉，而是被責問為什么要花一塊錢去找一顆不重要的棋子。他看演出的時候調侃自己欣賞不了，跟不上年輕人的潮流，倉皇跑到街上。

影片還有一個經典鏡頭，趙書信站在高高的礦堆上，面對亂石成群，憤然把手中的石子扔下，本就單薄的身影被映襯得更加渺小無力。

這些細節都說明了他對新的生活方式感到焦慮與抗拒，代表了在轉型中越來越迷茫的知識分子。

《頑主》充斥著漫無目的的虛無與頹廢，討厭信仰、道德、理想、文化等，這里面的主人公他們的生活沒有足夠的保障，他們喪失社會存在感和話語權，他們的精神迷茫困惑。

總之他們為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發展付出了巨大代價，是背負社會轉型陣痛的犧牲者，是在社會飛速發展的過程中被歷史絆倒了的人，是被日新月異的變化所忽視的群體，是被具有優越感的官方主流意識行態領域所忽視的角落。

導演把這些主人公置身于政治往昔對比中，當下大眾文化之間的地域與空間的糾葛中，這種具有強烈空間想象和時間變遷的創造性電影有力證明了中國社會是如何轉型的，以及在這種轉型中有一部分人正在面臨著怎樣的焦慮與迷茫，是摸準時代脈搏的作品。

當然，也有的創作者并不是著重去表達焦慮，而是選擇謳歌新的生活，刻繪嶄新的生活面貌，弘揚新的精神文明，暢想著未來一片繁榮的生活圖景。

比如1980年代初期大多數的農村題材喜劇其實就是一種明顯的自我調適的產物，這個階段的喜劇作品很明顯的呈現出一種自我調適的心態，雖然經歷了諸多艱難困苦，但是人們也該揮手告別，迎接新生活。

比如《喜盈門》就是典型的作品。它上映以后轟動一時，起到了真真正正的教化意義。

據1981年8月的《大眾電影》記載，《喜盈門》在城市上演盛況空前。據北京市九十八家影院統計從六月十一日一二十二日，十二天中共放映了《喜盈門》三千一百七十七場，觀眾人數達二百七十萬，上座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創建國來北京市首映最高紀錄。敬老愛幼、贍養父母、愛互助這些美好的新風傳遍城鎮鄉村。

年輕一代懺悔對老年人不夠耐心，婆婆反思自己對媳婦兒不夠理解，歡聲笑語，呈現出一派暖融融的氣氛，新道德新風尚的春風在人們中間吹拂！

這部電影主要就是在描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政策對農村產生的積極影響，它不僅贊揚了改革的風向，展示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還想象性地提出了一些改革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及其解決對策。

一方面響應了國家政策，一方面又安撫了群眾的心態，正所謂一舉兩得。

所以它不僅受到了群眾的喜愛，還獲得了意識形態上的認可。這種漂浮于社會表層的樂觀主義氣氛也許多少有些膚淺，但它卻從一個方面印證了80年代作為一個大時代對未來的共同期待和指向，喜劇電影對時代轉型的恐慌焦慮與自我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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