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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一些極力排拒、詆毀乃至主張“廢止中醫”的新潮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并不完全像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堅決不請中醫治病，有時候也會采取務實的態度，迫不得已地放棄對中醫中藥的拒絕，像吳汝綸“到死不肯一試中醫”、陳寅恪“寧愿讓西醫治死，也不愿讓中醫看病”、丁文江“寧死不吃中藥不看中醫”那樣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對一些慢性病、疑難雜癥和不治之癥，西醫束手無策時，中醫或許有一線生機，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輕易放棄一線希望的，有時會積極尋找中醫治療。

比如：“近代中國第一個提出廢止中醫的人物”俞樾，因“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作《廢醫論》。之后，有病也不服藥，委身天命，后病重，得到杭州名醫仲昂庭診治而得愈，感嘆說“道未絕矣。”

嚴復雖對其孫女有“聽中醫之言，十有九誤”的勸誡，但晚年在飽受哮喘病折磨的情況下，仍然用自家配制的中藥膏治療。

孫中山雖說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藥”，但當罹患癌癥，協和醫院宣告束手無策時，仍在家人、友人勸說下服用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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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的頭面人物梁啟超，原本病在右腎，尿血不止。“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外科教授、醫學博士劉瑞恒主刀，一個走神，竟將左腎當壞腎割掉了”。出院后仍然尿血，因病情“頗有增劇之象，不得已試服中藥”。

郭沫若雖然說過“我一直到死決不會麻煩中國郎中”的“誓言”，但晚年右側肢體活動不便，影響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鄭卓人用民間驗方“桑枝酒”竟然使其霍然而愈。

人稱“五四”時代“百科全書式學者”的毛子水，是激烈反對中醫的著名人物，但“某年，醫疑毛公肺有癌征狀，毛公夫人菊英女士來商，決以毛公年高，不宜使其受手術治療的痛苦，后日服草藥，數年后肺部癥狀竟完全消失，身體健康逾恒”。

國學大師湯用彤于1954年冬天出席《人民日報》社主持召開的胡適批判會議，回家后患腦出血，近一個月不省人事，經中西醫治療逐漸康復。至1960年，年近七十的他，竟然又能讀書、研究了。從此以后，湯用彤“從對中醫的極端反對變成極端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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