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頭觀音山相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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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電影網專稿“我要通過我的光影藝術歌頌祖國，通過我的角度，一個電影人始終把鏡頭聚焦在我的祖國和人民上。”8月12日，長影集團宣布，長影著名導演、國家一級導演、中國電影家協會名譽主席李前寬于12日上午因病逝世，終年80歲。

李前寬導演

李前寬在1964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美術系畢業后分配到長春電影制片廠，從1981年起，與夫人合作執導了等一系列主旋律影片。

這對“銀幕伉儷”創作的作品集中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領域，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使命感，塑造出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歷史人物的銀幕形象，影片擁有氣勢恢宏的史詩風格和強烈的“共和國情結”。

李前寬和肖桂云夫婦

李前寬和肖桂云夫婦 《開國大典》是他們的代表作之一，獲得第1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最佳導演獎和第13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該片在香港上映后，還打破了國產片在港連續上映時間紀錄。

1991年電影《決戰之后》獲得第15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三項提名。1993年電影《重慶談判》獲得“華表杯”政府優秀影片獎和第17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優秀影片獎。

李前寬關注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電影頻道的成立就是他建議的結果。1993年，他在全國兩會期間提案，建立國內的電影頻道，“我就想如何把電影嫁接在電視上，讓電視觀眾通過電視屏幕也看到中國電影，看到中國電影曾經的輝煌，看到中國電影那些過去的好片子”。

2005年，在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之際，李前寬獲得“國家有突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2008年，他當選為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李前寬認為，中國電影的第一要義是弘揚民族精神，反映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人的情感和精神面貌，迎合西方口味的電影是沒有前途的。

李前寬導演的辭世，令文學藝術界、電影界的工作者為之扼腕痛惜。中國電影家協會特別發文哀悼：“李前寬同志的逝世是我國電影界的重大損失，他深厚的家國情懷、杰出的藝術成就和高尚的精神品格，將永遠銘記于中國電影的史冊！”

李前寬在生前多次接受《中國電影報道》專訪，我們特別根據《足跡》《封面：我的電影故事》等系列專題節目的采訪，整理出以下獨家內容，重溫《開國大典》的光影幕后，回顧李前寬導演與共和國一同成長的電影人生。一同緬懷李前寬導演，愿他一路走好！永遠懷念！

李前寬獨家專訪回顧

中國電影報道：1949年10月1號是開國大典，您經歷過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當時的印象是什么樣的？

李前寬：1949年10月1號，我是8歲，當時我在大連念小學二年級。小時候我就愛畫畫，我爸爸給我買了個黑板。在開國大典之前，社會上已經喜氣洋洋地在迎接新中國的成立。

我就在那個小黑板上畫了個天安門，畫兩個大燈籠，底下畫了一堆花，寫上1949年10月1號開國大典。畫完了之后，我媽看著高興，經常在房前屋后跟人顯擺。

這是我表達的童心，我愛天安門，我愛祖國，我愛新中國。8歲正是吸收知識，吸收新鮮事物最純樸的時候，就是這樣，我自己創作了一幅《開國大典》的畫。

1959年，我成為電影學院美術系的第一屆學子，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參加文藝大軍彩排，在故宮前面的大廣場上，十大藝術院校組成一個文藝大軍，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一到天安門城樓，我們喊著“毛主席萬歲”，沸騰的海洋，大家的歡笑，眼睛掛滿了淚水，那是一個激動的，火紅的年代。什么叫莊嚴、神圣、沸騰、激動，都在這一刻體現出來了，這是一個令我終生難忘的時刻。

中國電影報道：后來您和肖桂云導演拍攝了《開國大典》，這是出于什么樣的感情和使命？

李前寬：《開國大典》這樣的大片可遇不可求，這個機遇讓我們抓住了。我們倆在1980年拍攝《佩劍將軍》的時候就閱讀了很多資料，都鉆到歷史里去了。

當時我們就想，如果把這個故事繼續拍下去，跟著南下大軍一直拍過去，拍到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到天安門前五星紅旗升起。這個場面，這個史詩畫卷如果在銀幕上拉開就太牛了！這是電影人的夢想，但當時只是一個想法而已。

八年后，我們接到了廠里交給我們的《開國大典》劇本。138個人物，從三大戰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正是我們原來所想的。我和肖桂云當時看了本，幾乎是一口氣看下來了，我們坐不住了。

但是太難拍了！天安門怎么拍？百萬雄師過大江怎么拍？讓你不到10個月就把它拍出來，籌備時間有多少？時間的壓力，條件的壓力，人員的壓力，資金的壓力，就沒有沒壓力的事。但是我們倆這種亢奮的心情沒有泯滅，終于等到這一天了，這是個挑戰，也是個機會。

中國電影報道：籌備《開國大典》的時候，應該看了很多相關歷史紀錄片的影像資料，對創作有什么幫助嗎？

李前寬：拍這樣大的史詩性巨片，我們事先要做很多功課。在拍《開國大典》之前，最難的就是要去尋找什么樣的表現手段，在藝術上有所突破。它的藝術風格必須定位，不定位就不要開拍，開拍就會一鍋粥，亂了分寸，也完不成。

我們不能夠循規蹈矩的按照舊的程式化去表現，去講一個故事，講一個環節。那種拍法是很傳統的，也給自己增加了壓力，同時也可能完不成。既然此路不通，就必須另辟蹊徑。

如何另辟蹊徑？我和肖桂云經常看一些紀錄片，紀錄片的真實性，是任何載體都不能替代的，特別是在近代，為了真實的記錄我們民族和國家經歷的戰爭過程，有很多前輩攝影師獻出了性命，他們用生命換來了這么多珍貴的歷史鏡頭。

所以我就想，如何在這個影片里探索一種風格？把歷史真實的紀錄片和我拍攝時假定性營造的空間，巧妙地結合起來，形成新的一種風格。于是，我們終于找到了這一種辦法，將這部影片的風格定位是：紀實性和表現性相結合的一種表現手段。

所謂紀實性就是把紀錄片最好的鏡頭，珍貴的鏡頭，能讓你震憾的一些鏡頭，拿來用在片子上。所謂表現性，就是我站在今天的視角，如何調動浪漫主義的電影語言，去把它升華，把它再現。

紀實性和浪漫是可以結合的，只要結合得好，結合得在點上，在關節的結點上結得巧妙，這就看智慧了。所以當我們把這個風格定下來的時候，紀實性和表現性相結合，就豁然開朗了，打開了一個天窗似的，空間變很大。

中國電影報道：通過《開國大典》這部影片，您想告訴觀眾什么？

李前寬：我想要告訴觀眾，我們這個民族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們是曾經經歷過災難深重的民族，終于在1949年10月1日站起來了，建立了自己的新中國，要讓人民知道，江山來之不易。

所以，片中毛主席在喊“人民萬歲”的時候，在禮花中我疊了那么多鏡頭，戰士在爆炸中一個一個的倒下，都化為毛主席喊的“人民萬歲”！

“人民萬歲”這四個字太沉甸甸了，我讓飾演毛主席的演員喊了一下午的時間，用最大的力氣喊出來“人民萬歲”，就要這種感覺，禮花“蹬”起來，主題音樂要推上去，必須要達到一種強烈的震憾。

影片放到這兒的時候，很多人都掉眼淚了，我覺得一個深沉的主題，就要通過各種藝術手段營造出它的藝術效果，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

中國電影報道：今天的觀眾或者年輕人能夠從《開國大典》里感受到什么激情和使命嗎？

李前寬：我覺得這個片子，今天看它依然都不會感到過時。因為一個中國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這是一種悲哀。不僅從文字上，也要從影像上了解自己的民族和國家，曾經的災難和曾經的輝煌。

《開國大典》推出后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歡迎。當時在香港連續放映147天，這個紀錄至今沒有被打破。這部作品不僅是被中國人，也被國際認可，影片參加了1990年第62屆奧斯卡外國影片展映，是中國選取的唯一一部，奧斯卡還給我們長影發來了一則感謝文，說很高興看到貴廠送來這部影片，讓他們了解到新中國成立當時的情況。

這部片子經得起30年多來的考驗，依然被認為是一個經典，所謂經典就是它是國家和民族的記憶。我作為一個電影人，和肖桂云參與制作了這么一部令我們終生感到欣慰的作品，參與了國家記憶，這是我們平生的一件幸事。

中國電影報道：您和肖桂云導演，是享譽影壇的銀幕伴侶。您的第一部導演作品《佩劍將軍》就有她的助力，回首合作近40年，如果讓您跟肖桂云導演說幾句話，會說什么？

李前寬：肖桂云是我的老師，沒有她的幫助就沒有我的后來。我沒有拍戲之前，她就拍了三部。當時長影有個規矩，必須有老導演帶我，那得她帶吧。

當時只要讓我干導演的事情，干導演的活兒就很開心了！有的人說宣傳她多了，宣傳你少了，我說無所謂，這不是事。只要拍上好戲，倆人一塊能在一起，為共同的事業做點事，做點實實在在的事，這是最重要的。

中國電影報道：回首和共和國一起成長的電影人生，您有什么感想？

李前寬：國慶10周年，我18歲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前參加文藝大軍，我是文藝大軍的排頭兵。國慶20周年的時候，我們選擇十一結的婚。國慶30周年的時候，肖桂云拍獻禮片和。國慶40周年的時候，我們倆拍的《開國大典》。國慶50周年的時候，我們拍的是。國慶60周年的時候，我們拍的是，人民音樂家。

“十一”這個日子和我們的生命和事業相聯系。國慶這個美好而神圣的日子，好像是在我們生命里邊融在一起的，離不開的。

這個日子對于我們來講實在是很有緣，好像我要通過我的光影藝術歌頌祖國，通過我的角度，一個電影人始終把鏡頭聚焦在我的祖國和人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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