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讀到了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合著的《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二度春保健品專賣店，不平等，與通脹》，讀了兩遍

　　2021年，我讀到了古德哈特和普拉丹合著的《人口大逆轉——老齡化二度春保健品專賣店，不平等，與通脹》，讀了兩遍。

　　第一遍讀因為去年發生了幾十年銷聲匿跡的通脹，我自己寫年度財富報告的時候繞不開這個話題，集中讀了點有關資料，這本書恰當其時，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沖擊全球勞動力市場——價格上行”這樣一條線索勾勒了一幅通脹來了的老齡社會圖景。

　　我花了一整天時間讀完，第一反應是擊桌贊嘆——前些年被那些充滿“內生性”和“工具變量”的扭曲論文荼毒折磨，對這種在“大框架”下思考研究重大問題的學術作品充滿好感。

　　最近幾年日漸感到，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時代”——就像地質結構發生了變化一樣，很多短期甚至中長期都不會感覺到的變量正在凸顯——戰后這70年，整個人類社會在工業化保健品標志，信息化保健品標志，金融化，以及自由化的浪潮中，經歷了目眩的上坡路，但是70多年后，很多因逐漸成了果，尤其經過2020年新冠疫情的蕩滌沖擊，世界突然袒露出撕裂和糾結的面目——比如說老齡化。我經常很諷刺地想，我們孜孜不倦追求經濟增長，醫學昌明，就是為了活的更長久，更健康，某種意義上，永生是人類作為物種最單純原始的。不負眾望的，我們壽命翻番了，然后卻開始絞盡腦汁對抗“增長，發展”帶來的結果，老齡化保健品標志。這是一個多么形而上的悖論。

　　古德哈特和普拉丹的這本書用人口這個長周期的變量講述了一個未來長周期的預測——我倒不見得BUY“通脹將要來了”這個結論，但是以從人口切入生產率，再切入社會價格水平這個思路真是挺尖銳又新穎。而且能把這么枯燥的經濟學內容譯得如此行云流水，不詰屈聱牙，殊為不易保健品標志，這才注意到譯者是繆延亮和廖岷，居然都是“熟人”。

　　廖岷是耳熟——我90年代末就知道他的名字，當年極風靡的校園民謠《等人就像在喝酒》的詞曲作者和歌手。不過二、三十年后，這個名字前的定語已經無關風花雪月，而是“中財辦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世事變遷殊不可料，個人、機構、國家，世界……命運皆如是。

　　延亮則是能喝酒吹牛的真熟。延亮姓繆，我第一次把繆看成了“嫪”，一個人咧嘴偷樂了半天，覺得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居然有人跟“嫪毐”同一個姓，果然中華男兒多奇志，配得上他金光閃閃哄哄的簡歷：

　　師從艾倫·布林德（對，就是那個寫金融危機《當音樂停止之后》的超級大牛，我愛其文筆愛得死去活來），普林斯頓經濟學博士，以色列央行行長的特別助理，然后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經濟學家，參與歐債危機救助。我們認識的時候，他正以中國外匯管理局局長高級顧問的身份回國效力，還是什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人物”……總之是閃瞎我等凡人眼。

　　待到開口介紹，發現伊姓“繆”而非“嫪”，頗為失望，腹誹了一下，果然還是別人家的孩子，連姓都還是這么方正穩重踏實。

　　對，延亮是典型的別人家孩子，天資聰穎、勤奮努力、踏實穩重，連長相都是膚色均勻健康，國字臉，濃眉大眼，自帶主角的浩然正氣。

　　由于從小有“男生長相英俊程度與聰明/成績好壞成正比”的錯誤認知，我談得來的男性朋友基本清一色學霸，但即使這樣的有偏樣本中，延亮-繆的刻苦好學也是罕見的。他宏觀科班出身，文獻諳熟自不必說，國際機構浸淫多年，對匯率女人的魅力、債務危機等國際議題有很深體感。但少年即留洋，對國內、黨史、財政等本土問題自覺功力尚淺，因此狂補，除了寫滿批注的巨量閱讀外，任何地方債、社保醫保、黨史上的疑問，他都會揪著幾位有造詣的兄弟打破沙鍋問到底，全然不像一個逼格超滿的金融菁英。有時我甚至感到詫異，一個40歲的男人，居然還有幾分執拗又執著的少年書卷氣。即使回國體制內沉浮這些年，這點少年心性的理想主義色彩也只是有了霜華，卻不磨滅。

　　三、因為譯者是延亮，《人口大逆轉》這本書我一口氣買了七八本，送給團隊博士生們，然后洋洋自得跟延亮夸耀自己的義薄云天，延亮先是稱謝，爾后憂怨道，最近因著“人口”和“通脹”兩大主題，這本書洛陽紙貴，許多久未聯系的熟人朋友紛紛浮出水面，索要譯者簽名版的贈書，但“譯者”是沒稿費亦無樣書的，得自掏腰包滿足“安可”的需求。

　　我愣了半秒，忽然促狹大笑，不厚道取笑道，兄弟，很多人怕是要“廖部長譯的書的簽名贈書”這個感覺吧，一本在手，離廟堂也近了兩分——延亮被我的刻薄擠兌得只能訕笑。一番狂笑后，我為自己的不厚道感到了羞愧，遂“自干五”地要求給延亮的譯作以及另一本書《從此岸到彼岸：人民幣匯率如何實現清潔浮動》寫篇書評，為促進書的銷量略作貢獻，補貼其“安可”費用。

　　以上，是一個不靠譜的朋友給一個靠譜的學者的書寫的不靠譜的書評，你可以點擊下面的鏈接直接購買，也可以往下讀延亮的自序，體會一個優秀中國宏觀學者思考中永恒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

　　我的日常工作是研判全球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走勢。寫一本人民幣匯率制度和轉型路徑的書雖與之有關，但并不是我的KPI。那為什么要花三年時間，搭上所有的周末包括和家人的團聚，寫這么一本書呢？

　　我問自己三個問題，命題是否有現實意義？是否值得寫？以及是否適合我寫？薩繆爾森說經濟學中很多想法要么太顯而易見，要么就不符事實。的確，很多問題要么因為和現實脫節，要么因為答案顯而易見都不值得研究。找到有意義，又沒有明顯答案的問題是這本書的初衷。能否作出有深度的分析、提出獨到的見解則決定了這本書最終會否和讀者見面。

　　我們知道自1994年初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匯率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是釘住或爬行釘住美元。2015年“8·11”匯改開啟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局面，2015年1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定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成為第五種加入SDR籃子的全球貨幣，權重為10.92%，超過英鎊和日元，僅次于美元和歐元。

　　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如果幣值還釘住美元，就不能滿足儲備資產貨幣分散化配置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國，是由內需驅動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因而需要浮動的匯率，否則，預期外國加息將導致套利資本流出、本幣貶值，為維持固定匯率，本國需跟隨加息。

　　人民幣從固定匯率走向浮動是中國大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2018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率提高到4.3%，首次超過新加坡元，接近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浮動貨幣的七成。正是靈活的匯率提高了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2017年中國央行曾兩次跟隨美聯儲加息。2018年，美聯儲再加息四次，但我們除了三月份小幅跟隨加息5個基點，先后四次調降了存款準備金率，是新興國家中唯一不但不跟隨美聯儲加息，反而降息的央行。靈活的匯率打開了貨幣政策的空間，貨幣和財政的逆周期調節又通過穩定基本面來穩定匯率，我把這一變化稱為是央行悄無聲息的。

　　但是，匯率制度怎么轉型并沒有現成的答案。就連看上去顯而易見的匯率制度選擇在實踐當中也不那么明顯。2007年我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央行訪問，跟隨行長費希爾教授做研究，他問我，一個國家采用了盯住通脹的貨幣政策制度，是不是就不能選擇固定匯率了？答案是不太可能。但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面對匯率制度選擇這樣的問題，一代宗師（他是薩默斯、伯南克和德拉吉的博士導師）也會猶豫再三。

　　匯率制度轉型的路徑爭議就更大，相關理論和實證研究也更少。從全球經驗看，匯率從固定走向浮動往往伴隨著市場波動和巨大爭議，存在對“浮動的恐懼”。有人則認為唯一的恐懼乃是恐懼本身，“浮動何足懼”，人民幣完全有條件而且應當盡快實現自由浮動，所謂“驚險一躍”并不存在。更多的人則認為人民幣匯改要等待合適的時間窗口，遵循一定的路徑，但具體路徑是什么就爭議很大二度春保健品專賣店，缺乏清晰的分析框架和可供操作的路線.從外匯儲備的視角看待匯率制度改革

　　對于這樣一個有意義的、值得研究的課題，我是否能為此做出貢獻，不浪費讀者的時間，也不誤導決策者，我想有兩個比較優勢。

　　一是獨特的工作經歷，有助于從國際和歷史的視角分析匯率制度轉型二度春保健品專賣店。我有機會解剖的第一只麻雀是2008年IMF對非洲小島國塞舌爾的救助。該國因大量資本流入，真實匯率嚴重高估，經常賬戶巨額赤字，發生了債務危機。當時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全面爆發，它是接受IMF救助的唯一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我的任務是研究塞舌爾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匯率制度，是浮動還是釘住，如果釘住，該釘住美元還是歐元，抑或干脆引入這些貨幣？對塞舌爾貨幣能否浮動的質疑很多，大多認為不能持久女人的魅力。塞國當時的財長說：“如果塞舌爾盧比能夠浮動，我也浮動（If the Rupee can float, I float too）。”

　　如何看待外匯儲備的大起大落？這背后是資本的大進大出，我們強調資本大進大出的背后是匯率制度的不靈活。不靈活的匯率會通過正反饋機制放大資本流動的沖擊：外儲的積累使得資本流入受限，把人民幣資產價格壓得相對較低，在邊際上會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導致資本大進和儲備大起。等到全球流動性收緊、資本流動反轉時，不使用前期積累的外儲，貶值壓力將會被放大，使用外儲干預則面臨著向下剛性問題。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零下界，還有外匯儲備規模下降所帶來的心理沖擊。

　　本書的出發點是為政策前沿問題提供思考框架，這就決定了它并不是通俗讀物。盡管我盡最大努力爭取深入淺出和通俗易懂，但一方面囿于個人水平和時間所限，另一方面事關重大，需要主動接受學術和市場的雙重檢驗，只能是采取規范的和嚴謹的分析方法。有理論模型、實證分析，也有案例分析、國際和歷史比較，試圖將政策、市場與學術的思考相結合，系統性考慮中國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共性和個性，進一步回答匯改為什么做、何時做和如何做這三個根本問題。

　　因為美元在2014年年中到2016年連續走強，16年底DXY美元指數達到高點103。很多人把美元的周期性走強進行了趨勢性外推，認為人民幣兌美元會一直跌下去，出口收入并不結匯，積累了大量的美元長頭寸。當時我們就提示這一敞口面臨較大的美元下跌風險。事實上，人民幣很快就對美元轉為升值，從6.9最高升到2018年4月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前的6.3。

　　從匯率的基本屬性來看，它既是商品的相對價格，又是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存在雙重屬性。作為資產價格，它有多重均衡，預期很重要。如果所有的人都認為人民幣會貶值，把手里的人民幣換成美元，預期就會自我實現，導致人民幣貶值。如果我們的企業、居民不能理性看待外匯市場的波動，那我們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女人的魅力。這也是為什么有必要在書中把匯率的決定這個問題提出來、講清楚。

　　匯率從短期看受情緒和資本流動影響，存在多重均衡；從長期看則取決于經濟基本面。觀察外匯市場不能過于情緒化和順周期。2019年8月匯率破“7”以后，一度又有觀點認為人民幣將一路下跌。實際上，隨著中美貿易談判的積極進展，人民幣在11月又回到“7”。實現匯率制度的平穩轉型需要增強微觀主體觀察外匯市場的基本面視角、避免線性外推，增強周期觀點、避免順周期，增強逆向觀點、避免情緒化保健品標志。

　　我們總結出十條核心意見，包括匯改最重要的外部條件是美元走勢，最重要的內部條件是匯率失衡壓力較小，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方案以及“漸進、相機、定力和市場”四大原則。大道至簡，我們最后的落腳點特別簡單。實現清潔浮動的最好辦法就是堅持退出常態化干預，讓人民幣匯率隨基本面的變化由市場供求決定，不積累升值或貶值壓力，不形成導致匯率預期發散的“堰塞湖”。

　　一方面，近年來人民幣匯率靈活性顯著提高，對美元雙向波動特征更加明顯，沒有積累貶值壓力。另一方面，貨幣政策保持穩健，匯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市場主體對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市場行為更加理性有序。因此，人民幣按照匯率形成機制技術性跌破整數點位，是在匯率機制、貨幣政策大方向維持不變，金融風險相對較小背景下的自然結果，反映了市場供需，也體現了匯率作為宏觀經濟“減震器”的作用，不會導致預期發散。

　　提高匯率靈活性并不是波動性越大越好；清潔浮動也不代表任何情形下都是零干預，而更有可能是隨著外匯市場建設和各方面改革協調推進水到渠成的結果。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仍是退出常態化干預需要繼續堅持。這考驗信心和定力，尤其是在關鍵時刻，“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你相信到什么程度？”我堅定地認為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增速仍將長期高于主要發達經濟體，這決定了人民幣不是弱勢貨幣。

　　■ 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中央外匯業務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曾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高級顧問，中央外匯業務中心研究主管，IMF經濟學家，以及以色列央行行長特別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