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國密歇根大學婦女學系教授王政在“小鎮讀書會”所做講座的內容回顧

　　本文是美國密歇根大學婦女學系教授王政在“小鎮讀書會”所做講座的內容回顧。在傳統糟粕的封建主義大山未除而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又盛行的今天，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仍在遭受著嚴重的性別歧視與壓迫，婦女權益問題與她們的努力長期被遮蔽，重新發掘回顧這段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與婦女解放歷史讓我們思考如何繼續進步。

　　今天的講座主要是基于我的兩本英文專著。一本發表于1999年，中文題目是《五四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第二本是《發現國家中的婦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大家感興趣的可以去“女權學論”網站看我的一些中文和英譯中著作的電子版：

　　陳獨秀1915年開辦了《新青年》刊物，開啟了新文化運動。他希望以此來改造中國的文化，推進中華民族走向現代文明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新文化運動的反封建主題以反儒家社會性別制度以及男權體制為主要內容，成為五四女權的思想資源。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后，很多青年學生都閱讀了新文化刊物。這些活躍的學生群體中的女學生們，積極發起和參與了女權運動。

　　她們追求戀愛自由（反對包辦婚姻）、離婚自由、男女社交公開、男女同校、職業向女性開放，以及追求獨立人格等等，

　　中國的現代性離開了女權運動是無法想象的，如果沒有了女權運動，中國一半的人會是什么狀況呢？纏足、文盲、男女不能同校、男女授受不親……會跟今天的中東國家差不多。

　　為什么要強調五四女權和中國的關系呢？因為不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和新文化有關，包括等人，都受到新文化非常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中國黨早期的成員，都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孕育起來的。五四運動使中國黨有了一批學生積極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后來在運動中，又吸收了很多農村婦女、女工以及社會各界的婦女。

　　中國不光繼承了五四女權的這些議題，而且還有所發展女性男性化叫什么。但也有些做法后來產生了負面效應。比如，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看來，如果不主張推翻私有制，而是在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倡導婦女的平等權利，那么就是資產階級女權主義。只有參加黨，在黨領導下以推翻私有制為目標的婦女運動，才叫做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運動。這種從歐洲馬克思主義政黨學來的區分是一種運作，日后中內的一些男權領導往往會用“資產階級女權主義”這頂帽子扣在執著地堅持爭取婦女權益的女干部頭上，并把“女權主義”這個詞污名化了。

　　這些五四女權主義者參加了黨后，她們的關注對象就和五四時期不一樣了。在大時期，北伐軍從廣州打到武漢，一路上經過了很多農村地區。黨內的女權主義者就做了很多婦女的動員工作，尤其是女工和女農民的動員組織工作。這就跟五四時期學生關注的女權議題不同，五四時期學生聚焦在大城市里面與學生、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相關的議題，關注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男女同校等問題。但是

　　在和工農結合之后，她們就關注起了不是本階級的婦女的議題了，有意識地轉向了與工農婦女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

　　30年代的左翼電影非常棒，今天我們來看的話，都會覺得影片里表現的社會場景似曾相識，因為很多議題今天我們仍然在討論。當時這批左翼的電影工作者，對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批判。他們都普遍有新文化運動的背景，因而對于婦女的狀況，婦女所受到的各種各樣的壓迫、剝削和摧殘，都有很多的描述，尤其是在夏衍（沈端先的筆名）的筆下。

　　陳波兒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加入了左翼的話劇團，她演的第一個著名的街頭劇是《放下你的鞭子》。隨后她又參與了電影拍攝，《桃李劫》是她的成名作。1938年陳波兒秘密參加地下黨，投奔到延安去了。黨組織給她的任務，就是讓她帶領婦女兒童考察團到抗日根據地，考察根據地婦女兒童的狀況。她做了大量的采訪和考察，隨后回到延安，搞了很多很有創意的戲劇。

　　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周恩來1946年派陳波兒從延安到長春，到當時的東北電影制片廠工作。東北電影制片廠是在接收日本侵占東北三省期間在長春成立的“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的基礎上改建起來的，這是日本在亞洲建的一個設備最齊全最豪華的電影廠。東北電影制片廠后來改名為長春電影制片廠，對中國社會主義電影模式的創立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東北電影制片廠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個國營電影制片廠。

　　陳波兒參與編劇導演的第一部女英雄片是《中華女兒》，講的是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戰士。她們創作的時候素材并不多，但是陳波兒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非常明確地要把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記載下來。陳波兒拍了一系列以女英雄為主的影片，創立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女英雄這樣一種電影范式。我1985年到美國后，發現好萊塢電影一直都是一種英雄救美的模式，總是把女性性化。

　　好萊塢直到200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女英雄電影，而我們在社會主義時期就已經有很多女英雄影片了。

　　《中華女兒》放映的時候，觀眾們都非常感動，從當時大量的影評、觀眾的觀后記都可以看出來。當時很多女者剛剛從抗日戰場、解放戰爭戰場回來女生有性別嗎，看了后都感覺非常的欣慰，因為參加的婦女的貢獻、犧牲被電影記載了。這部電影是1948年完成的，作為獻禮片獻給了1949年由全國婦聯承擔的第一個國際婦女大會——亞洲婦女大會，這個大會是國際婦聯委托中國婦聯辦的。影片在大會上得到了好評，送到國際影展上也得了獎。

　　在中國黨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后，黨內的女權主義者也在國家的政體中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中國黨一般是根據文化程度和黨齡來分配工作的。20年代參加的那批人，基本都在中央層面，比如鄧穎超、蔡暢等；30年代參加和抗戰的，很多也在中央層面，比如陳波兒、袁牧之夫妻兩個主管中國的社會主義電影的創作；解放戰爭時期參加的黨員，有文化的可能在省一級，沒有什么文化的可能就在村子里面做事。1949年女黨員總共有53萬，人數應該也不算少，但是有文化的不是很多。不過只要是有文化的女黨員，一般都會安排相應的職位，所以體制內的女黨員參政也不少。

　　在當時，黨內女權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反對“封建主義”。中國黨的目標是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黨內女權主義的運作下，“封建主義”充滿著社會性別含義。我們今天用的性別歧視、大男子主義、男權主義等詞，當時就都可以用封建殘余、封建思想、封建主義代替。所以做歷史研究，對中國過程中的詞語要有一種敏感性，這些詞語的含義、什么時候產生、在什么歷史背景中產生、詞義在什么情況下發生了變化、什么時候誰在用這些詞、誰讓這些詞發生了變化、背后的運作是怎么回事、這些詞語在什么樣的背景下被拋棄，這些背后都是非常復雜、非常有趣的歷史過程。

　　全國婦聯、省婦聯、市婦聯、區婦聯、縣婦聯女性男性化叫什么、街道婦聯。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婦聯組織的6級結構，每一級都和政府是平行的，這個組織架構不是黨中央讓做的，是女人自己創立的，是鄧穎超等婦聯干部從地方上自己推起來的，推得非常艱辛。它的每一級由全國婦聯領導，但是全國婦聯不能任命下屬各級婦聯領導，而是由同級組織部任命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它由鄧穎超領導、全國婦聯的女權主義者組成的婚姻法起草委員會所起草，成員包括帥孟奇、康克清、楊之華、李培之、羅瓊和王汝琪等人，都是在時代活躍的女權主義活動家。她們把五四的理念、議題都放進了《婚姻法》里面，這是一部非常激進的女權主義法律。

　　這部法律以反封建婚姻習俗為主題，明確“禁止重婚、納妾”，重點保障了占絕大部分中國女性人口的農村婦女的權益，讓長期處于買賣和包辦婚姻下的農村婦女獲得了拒絕包辦和離婚的權利。黨內女權主義者追求實現社會性別、階級、少數民族的平等，還要推進婦女參加有償勞動。這參照的是恩格斯的理論，即婦女只有參加了社會生產勞動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

　　這些黨內的婦女工作者，從49年以后就大力推進婦女就業。她們要讓婦女進入以前男性占領的各種各樣的職業領域。說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我們那時候聽了后都覺得挺自豪，但是從來沒想過女同志能干的男同志是不是能干？所以這句話其實還是以男性為標準，還缺乏女權主義的覺悟。鄧穎超60年代初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就說，“婦女一切都可以做”。這就不是以男性為標準，而是強調婦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推動婦女進入各種各樣的傳統的男性領域。在她們的努力下，50年代就出現了女拖拉機手、女汽車司機、女火車司機和女飛行員。

　　到農村做了很多培訓。所以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地很快，這個成就主要是婦聯系統跟衛生系統，也就是以婦女為主的部門來推的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婦產科、婦嬰保健都是與時期以來女權主義者在醫療領域中的努力分不開的。楊崇瑞時期就開始推婦嬰保健了，鄧穎超49年以后把她從國外拉回來后，她就一直在推婦嬰保健培訓。農村如何用新的接生法來減少農村婦女生孩子時候的感染，以此來降低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這些都是女人干的事，非常有成就。

　　《中國婦女》是在延安的時候創刊，因為戰爭原因停刊了，49年全國婦聯成立的時候女生的性別符號，決議要復刊《中國婦女》。復刊以后的第一任主編，就是30年代創辦《婦女生活》的地下黨沈茲九。第二任的主編是董邊，她38年到延安入黨。還有52年開始做美術編輯的石玉梅，中央美院畢業，分配到《中國婦女》雜志專門做美術編輯女生的性別符號，負責封面和封底。

　　雖然黨的方針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但中國的現實是農村人口占絕大部分人口，她認為婦女雜志應該面向農村。

　　李屺陽決定建立通訊員隊伍，盡可能多地給《中國婦女》供稿，反映農村婦女和西北少數民族婦女的生活狀況。因為西北的農村婦女不識字，李屺陽還出了面向她們的《西北婦女畫報》，農村婦女用一個雞蛋就可以換一張彩色的畫報，看圖片就可以理解故事情節。她是陜西榆林望族出身，但對農村婦女非常有感情，一直在陜北農村做農村婦女工作。《中國婦女》雜志編輯部非常誠懇地接受了李屺陽的批評建議，立即對雜志內容做了調整。李屺陽后來就被調到全國婦聯宣傳部。

　　總的來講，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者們不僅堅持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帶有社會性別含義的“反封建”議題，也以對消除階級等級的深刻關注發展了女權主義。

　　到了1964年以后，“鐵姑娘”就成為社會主義中傳播最廣的主流形象。因為大寨63年受了災，陳永貴就帶著村民們去修梯田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修窯洞，一開始都是男性干的活兒。后來14-19歲的女孩自己組織了一個隊，叫突擊隊，也參與進來了。陳永貴說你們這些妮子真了不得，都是鐵打的，寒冬臘月和男的一起沒日沒夜地干。后來突擊隊就很自豪地說自己是鐵姑娘，這是一群農村年輕女孩自己命名的一個集體。后來大寨成為全國的農業的一面旗幟，鐵姑娘也在全國聞名了。許多都去大寨參觀過，鐵姑娘就成了所有婦女的榜樣。所以這是階級和社會性別的雙重的翻身，最底層的農村勞動婦女成為全國人民都要學習的表率。

　　美國的社會性別史的學者Gail Hershatter（賀蕭）有一部寫中國農村合作社歷史的專著《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也寫到農村婦女勞動。她說農業勞動以女性為主的狀況，其實在58年就開始了，那時搞人民公社需要婦女勞動力，就已經動員了農村婦女。在歷史上婦女參加體力勞動也是一個很普遍的情況，在很多受到戰爭肆虐的地區，男人都去打仗了，誰提供糧食？就是農村婦女。在有戰亂的地方，體力活都是女人干。不打仗的時候，家里沒男勞力的時候也是要靠女人。女人干和男人一樣的體力活，甚至可能干的更多，因為女人要在田里干體力活，回家還要養豬養雞養鴨、紡紗織布女性男性化叫什么，縫衣做鞋，歷來如此。

　　改革開放后，性別線年代末開始，隨著社會經濟的整體轉型，整個的社會性別話語發生了極大的扭轉。精英知識分子開始批判社會主義婦女解放，他們把“鐵姑娘”這個符號在當時所負載的多重含義以及具體的鐵姑娘們的杰出貢獻和賦權歷史抹去了。鐵姑娘從勞動婦女雙重解放的象征，急劇地轉變為“社會主義婦女解放把女人男性化”的象征，成為“極左”政策的象征。婦女對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的參與也被簡單地定義為父權國家對女性身體的征用或利用。

　　打著要反對“極左”的名義，知識精英們開始強調女人要做女人，要有女人味，要做賢妻良母。在他們看來，要是讓男人做家務，那么國家就沒有陽剛氣了。社會學家鄭也夫發表在《社會學研究》中的論文《男女平等的社會學思考》中說：

　　正是因為這一解放運動是以扶持弱者、抑制強者為手段的女生有性別嗎，它把男子趕進了家務，把女子推向了社會，它使強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弱者誤以為自己不弱，從而破壞了社會的基本分工，瓦解了社會的起碼的效率。

　　在日本社會中，一個女子成年后到社會上工作，結婚生育后又返回家中，待孩子后她才再進入社會工作。也就是說，在日本‘一個男人、半個女人’就完成了社會生產的現代化，同時又擁有一個整潔、舒適的家庭。而在中國，夫妻雙雙下班回家，面對的是一個骯臟凌亂女生有性別嗎，失去了分工與秩序的家……這一解放運動將男子打回家庭，成為‘主婦’，將女子趕向社會，成為‘強人’，從而最終失去了男子的氣概與女子的溫情，淪落到一種‘中性’或曰‘無性’的狀況中。

　　進入21世紀之后女性男性化叫什么，農業勞動的女性化依然延續著。隨著大批男性勞動力進入城市，農村中老年婦女成為中國農業的主力。而今天我們看不到任何城市精英去擔憂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農村婦女的“男性化”問題。所以我們就能知道，80年代對“女性男性化”的批判是一種話語運作，是城市精英男性批判否定社會主義男女平等實踐、重建他們階級和性別等級特權的話語運作。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婦女》雜志依然是全國婦聯的一份刊物，她們的編輯部也還是屬于全國婦聯領導的。但是她們出的雜志跟商業性的雜志沒什么兩樣，都是以西方白人模特為模型來推銷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文化，把女人作為一個性工具，一種被銷售的性商品。

　　國家女權主義者，顧名思義是在體制內推進的女權主義者。她們在男權掌控的國家機器內部來推進婦女權益，要對男權文化的社會機制來梳理批判，難度很高，阻力、風險非常大女生有性別嗎，隨時會被扣“資產階級女權”的帽子。

　　在這種高風險的環境下，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者必須要有一套策略才能夠比較好地運作。鄧穎超就教大家，要做無名英雄，要借助黨的中心工作，發動婦女來做黨的中心工作，從中爭取所需要的為婦女謀利的資源。我在書中講了兩個概念，一個是隱埋：要以推進黨的中心工作的名義去推進婦女權益；千萬不能爭名奪利，要在下頭埋頭苦干，苦活臟活累活都是她們干，但干出來的成績要貼在男性領導的臉上，這樣才能和他們搞好關系。另一個是抹殺遮蔽，就是黨內女權主義者干了很多事兒，但沒人知道是她們干的。

　　49年以后中國婦女在各方面的進步和權益的獲得，都是這些女權主義者爭來的。中國黨領導的婦女解放，婚姻自由、降低新生嬰兒死亡率、掃盲運動女生有性別嗎、婦女參與社會有酬勞動等等成就的取得，都是黨內女性在推進的，例外非常少。因此我們對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歷程要有社會性別的想象。

　　鄧穎超后回到全國婦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推婦女運動史的寫作，要求全國各地征集婦女運動史料，推動大家來寫回憶錄、寫婦女運動史。因為她要把女者們、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者們包括黨外女權主義者所做的事情記載下來。原《中國婦女》主編董邊在退休后，不顧自己年老多病，全力以赴地為婦女干部們編撰了多種回憶錄。這一代國家女權主義者清晰地看到，她們為了婦女解放而做的種種努力已經在被歷史遮蔽了，編寫婦女運動史和婦女工作干部回憶錄是她們臨終前的最后一博。全國婦女出版社出了很多中國婦女運動史的史料，好幾個地方婦聯也出了地方婦女運動的史料。

　　總而言之，回顧中國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運動女生有性別嗎，一個概括性的經驗教訓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必須與女權主義同時進行，不然由男權主宰的任何，只能導致不平等制度的再生產和不平等權力關系的繼續鞏固。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把城鄉分開。農村婦女的生活是很艱辛很艱辛的。集體化以后，她又要到田里去干活，又要做鞋、做衣服、養雞、喂豬、割草做豬食，等等所謂家庭副業，非常辛苦。城市里的話，要看你在什么樣的單位。如果你的單位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你的單位會有宿舍，會給你分房，工廠還有廠辦的食堂、托兒所。在你休完56天的帶薪產假后，廠里還有哺乳室，在上班的時候就可以去哺乳室給寶寶喂奶，孩子大了還可以去托兒所女性男性化叫什么。這都是單位免費的福利。但如果你的單位是集體所有制的，那么福利就會差一些。集體所有制的單位多數沒有托兒所，但是有時候街道的政府會辦一些，所以你也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去。

　　80年以后的經濟改革，主要強調經濟效率，開始以利潤為中心。一些廠長、經理拿權力換資本，逐漸把國企私有化了。要獲得更多利潤，剔除女工就可以大大減少與女工相關的福利和產假支出，所以就出現了以女工為主的下崗潮。當時中國婦女的就業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全體職工中有38%是女職工，但是下崗人群中女職工比例占到了62%。所以在這樣的“社會轉型”期間，社會性別這種不平等的機制就在起作用。大批的女職工下崗后，一下子什么都沒了，命運是非常悲慘的。很多東北國有企業的下崗女工后來去做了性工作者來養家糊口供養孩子上學，這些都是“經濟改革”中工人群體的慘痛的經歷。

　　“封建主義”這座大山，中國沒有成功地推到它。所以推翻“封建主義”即男權主義這座大山的任務，依然擺在我們面前。那面對這座大山，你能怎么去撼動它？哪怕你能用小錘子砸下一塊石頭下來，也是一種貢獻。我作為一個學者，就用我的學識來告訴大家中國女權主義者的歷史，我的工作就是為中國女權做一份家譜，讓我們后人知道前面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先輩們，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改造了中國的文化。可以這么說，整個100多年的中國的所謂現代化的進步，就是女人的進步。從人的心靈結構來說，100多年前有幾個中國的女人是像我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婦女這樣的一種生活狀態、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極少極少。所以這種變化哪里來的？就是因為我們的前輩在一步步推進了，所以我兩本英文著作都在敘述這個歷史過程。

　　第一本書是講五四女權那一代人，她們怎么推進的，才讓我們有可能有了今天的這種生活方式。第二本就是講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者們是怎么推進的。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城市男女平等政策是，不管男女，大家一律有工作、有工資，而且同工同酬。在全面所有制企業里，同一批學生分配進去，不分男女，同屆畢業生就是一樣的工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在各個方面的推進確實卓有成效，使得一大批受過教育的中國婦女走進了各個社會場所、職業領域。我在中國接受的大學教育，一分錢都沒花過，都是國家支付的。一大批婦女能夠接受教育，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推動的效果。我可以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媽媽是1910年出生的，是個纏足文盲婦女。但是我跟她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我很感激這100多年里女權先輩所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她們推倒了種種的性別藩籬，推進了男女平等的各種機制的建設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然后像我這樣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了高等教育。前人種了大樹，我們后人才能乘涼。

　　女性在教育、就業等方方面面受到了歧視。現在主流文化還推崇青年女性去做賢妻良母。幾千年中國女人就是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做男性的生育工具。歷史就是這樣的，你往前推進了，但是保守的勢力就要把你往后推，這是一個拉鋸戰。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有責任要讓青年人知道，歷史上我們的先輩們做了怎樣艱苦卓絕的斗爭，才使得今天我們作為后人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高度和生存狀態。我們需要思考自己應該做什么，如何把前輩開拓的事業往前推進，也為后人種幾棵樹。

　　在整個80年代的社會轉型中，我們拋棄了社會主義的平等理念。這個轉型的過程是非常混亂的，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都來了。出現了一個什么狀況呢？一個多世紀以來，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話語，都“compressed”（壓縮）在同一個時間段里了。本來在各個時間段發生的各種互相抵觸的、矛盾的意識形態，現在全壓縮在同一個時間段里，所以就發生了很多雜亂不堪的東西。我把這種現象叫做“compressed temporalities”，即一種壓縮的時間和空間。

　　在時期被壓制的傳統的儒家文化回歸了，強調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女性要相夫教子、做賢妻良母。這是儒家的文化。如果按照儒家的文化，那么女人不能露大腿、不能露胳膊、不能露脖子，但是現在又不是這種情況。因為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也進來了，女性被這種消費文化所物化和性化了。80年代有的雜志在封面上就公開說女人就是床上用的。把女性赤裸裸地性化到這種程度，也就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兩種互相矛盾的意識形態出現在同一種時間和空間里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共同形成了對婦女的壓迫。與此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在十年代被弄進來了。在拋棄掉平等公正的社會主義理念后，中國知識分子在打著擁抱現代化的名義之下，事實上擁抱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要拉大階級差別，淘汰“弱者”。包括勞動人民自己也開始這么認識了，他們感覺自己窮就是因為沒本事，人家有本事所以人家有錢。中國黨在初期努力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提高工人、農民對不平等社會制度的覺悟，努力去構建出來的話語和歷史，全部給洗掉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是19世紀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非常的。它把自然界的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套到了人類社會，認為人類也是分為高等和低等女人保持年輕的秘訣，低等人活該被淘汰，信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西方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這種腐朽的在西方事實上已經被批判、解構和埋葬了。人家已經往前走了，但我們卻反過來要擁抱這種被人家拋棄的腐朽。

　　馬克思主義不是強調社會歷史發展是有階段的嘛，所以80年代一些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充分發展資本主義，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所以我們要補一段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課，資本原始積累就是很殘酷的。于是這種就把對工人和農民的壓迫和剝奪合法化了。在平等的理念被拋棄之后，我們現在的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是全世界最嚴重的。為什么全球的資本都喜歡到中國來呢？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是最廉價的。

　　在女權方面也是這樣。我1985年到美國上《美國婦女史》的課程的時候，當時老師說我們現在非常不平等女性男性化叫什么，美國婦女的收入是男性的60%。當時我就感覺，哎呀你們好落后。當時中國的統計，我們女性和男性的收入比是80對100。現在倒過來了。所以我們像是在走一條逆行的道路，與國際社會追求平等公正的主流價值和實踐背道而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