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 Sommer，德國《時代周報》出版人，國際關系專家

　　Theo Sommer，德國《時代周報》出版人，國際關系專家。1975年隨德國總理施密特首次出訪中國，在5次中國之行中，3次與長談。作品有《中國牌》、《施密特傳》等

　　原標題：德國《時代周報》出版人Theo Sommer：應該比在歷史書上占據更大篇幅

　　這個畫面里的人和事都上了些年紀。68歲的《時代周報》（DIEZEIT）辦公室里，84歲的Theo Sommer先生正對我們回憶歷史，黃昏整點的連綿鐘聲蕩進談話之間。鐘聲來自一路之隔的漢堡圣雅各教堂極品幽默搞笑故事，它759歲了。

　　The oSommer沖我們眨眨眼睛，用相對論打破了這種“中國記者拜訪德國耄耋老者”的氣氛：“我是這棟大樓里最古老的物件”，他又指指天花板，“可我們還有樓上的施密特先生，9月份，他就96歲了。”

　　他說的是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兩人持續半個世紀的友誼在德國廣為人知，上世紀70年代，施密特擔任西德國防部長期間，Theo Sommer任國防部第一顧問，他也是德文版《施密特傳》的作者。今天，同為《時代周報》聯合發行人的施密特，每周來報社兩三天，兩人討論報紙內容，施密特“會用筆標出喜歡或不喜歡的段落”。誕生于二戰后的《時代周報》，文風優雅，崇尚思辨，主力讀者群為德國精英、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在德國，Theo Sommer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媒體人，更因親涉政壇（1970年曾被邀出任德國聯邦政府國務秘書，后拒絕），被視為具有洞察力的國際關系專家。

　　Theo Sommer與中國的交往來自施密特。1971年，時任國防部長的施密特敦促總理維利勃蘭特與中國建交。施密特擔任總理后，于1975年首次訪華，并在之后30年內十余次訪問中國。Theo Sommer曾隨施密特首次訪華，并在之后的中國之行中與有過3次長談。

　　現在，Theo Sommer在腿上攤開一張布滿字跡的紙片，上面濃縮了他對和中國的個人記憶。顯然，與看清今日中國相比，回憶40年前的歷史對他來說更容易一些。

　　回憶從1975年一個煙霧繚繞的房間開始。“施密特和都是大煙鬼（heavysmoker）”施密特是德國唯一一個被默許在任何地方（包括室內與電視直播間）抽煙的人“施密特用打火機點了一支煙，立刻說，這是先進的東西，中國還沒有，我們還很落后，但我們會向國外學習。”他評價是“一個把中國從中世紀里拖出來的實用主義者”，“應該比在歷史書上占據更大篇幅”。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對時間的耐心，“1978年，當我們問他極品幽默搞笑故事，如果他的改革計劃在中國順利推行，未來中國將是何面貌？他說，讓我們再等一二十年評價改革不遲。放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等待仍然適用”。

　　正如Theo Sommer主掌的DIEZEIT報紙之名（Zeit在德語中意為“時間”），經歷了二戰、冷戰、東西對峙、亞洲崛起，今天的Theo Sommer表示，“仍然看不懂這個新世界”，因為“從未經歷過，地球上這么多地方在同一時間內戰火交加，危機四伏”。他選擇信任時間，對世界抱持耐心。

　　P：聽說你目前還在《時代周報》網絡版撰寫專欄，名字叫“8點差5分”。它是什么意思？你都寫什么話題？

　　比如我最近寫了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寫了烏克蘭危機，我也關心中國在南海的動作。今天剛寫完一篇，話題關于北約增加軍費的最新決定。北約成員國承諾在未來10年內，各費開支占GDP的比例將提高至2%。這毫無道理，如果美國聲稱它使用了北約50%的軍費是因為處在冷戰的特殊時期，可現在它用了75%，它抱怨我們，但這并不是歐洲的責任，而是因為美國讓自己卷入了各種愚蠢的戰爭，這是我的觀點，讓75%這個數字降下來。

　　P：我感興趣的是，經歷了二戰、冷戰等等之后，今天，這個新世界，什么樣的話題能讓你提得起興趣？

　　S：要知道，理解這個新世界并不容易，我在試圖分析它，試圖拎出未來的主流趨勢，未來的前景，以及也許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新世界了。在我近50年的記者生涯里，我不認為自己經歷過地球上這么多地方在同一時間內戰火交加、危機四伏。我們現在有巴以沖突，有“阿拉伯之春”現在已經變成“阿拉伯之冬”了，有烏克蘭問題一個內戰與歐洲俄羅斯對抗的混合體，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敘利亞問題、伊拉克問題、中國南海問題、爭端。

　　對那些壞運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更糟糕的世界。他們不幸身處正在失敗或已經失敗了的國家。壞運氣的人太多了，比如非洲、亞洲、南美。這真是個奇怪的現象，當我們有這么多人生活在繁榮和相對和平的世界，而與此同時，又有那么多人似乎還生活在15世紀至17世紀的歐洲，事務無人監管，人們互相殘殺。

　　但對中國的四五億中年人來說，這是個好時候，他們步入盛年，忽然發現自己身處繁榮、現代的世界。對3億印度人也是，另外還有那些從全球化中獲益的數目巨大的人群。

　　P：中國的繁榮離不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啟的改革開放。你在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曾5次訪問中國，并與有過3次長談。你第一次見到他，對他有什么印象？

　　S：1975年，我隨德國總理施密特第一次訪問中國，見到了和。那時候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成人禮最簡單的話。當我們第二次去中國，他下臺了。第三次去，他又回到主政。牛棚里的經歷顯然沒有擊垮他。他是個小個子，精力充沛。毫不忌諱地使用痰盂，并且百發百中。

　　我們會面的時間很充裕。第一次長談時，首先對我們預測，俄羅斯和西方陣營之間將有一場戰爭成人禮最簡單的話，施密特以北約作為回應，表示我們有足以自衛的能力，則說，若你們考慮與俄羅斯對話與合作，無異于慢性，戰爭不可避免，兩敗俱傷；另外，他沒把美國放在眼里，他說美國是“一只跛足老虎”，“你們歐洲人別指望美國”。

　　這時候施密特用打火機點了根煙你知道他煙癮很重在這時換了個話題，“這是先進的東西，中國還沒有，我們還很落后，但我們會向國外學習”。我認為那段時間，正是他下定決心，對中國實施改革的開始。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點很特別，他反復提到他的名言：向國外學習。

　　S：而且直言不諱。他對自己的出身毫不避諱，“我是農家子弟”。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他說“有些人占著茅坑不拉屎”。

　　S：他認為有人說得多，而在真正動手去推動一個國家實施改革這件事上，做得太少。我認為，當時他指的是中國黨的一些職能部門在周而復始地強調馬克思的主義，但行之甚少。他批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認為那些被事實證明無效的實踐必須被拋棄，必須做出改變。那是在1975年，中國人口大約9億，而現在，你們超過了13億。

　　S：他正在考慮，但不久就被批斗，再一次下臺了。（我聽說）他被批斗的罪名里有一頓飯吃16道菜，總動用私人飛機諸如此類。有人說他下臺后被軟禁在一間小屋，也有人說他被流放到豬圈。1977年，他回來了，在政府擔任第一副總理。

　　我第二次見到他，是在1978年底，我隨德國科技部部長帶領的16位德國記者團訪問中國。1978年，他已經開始了改革的動作。記者團與他聊了近兩個小時。他再次談到向國外學習，并且告訴我們，到2010年，中國將躋身世界經濟強國之列，不再被落后束縛住手腳。

　　我們問他，中國為世界和平將會作何貢獻？他張開嘴，用手指了指。“我們還是個弱國”，“我們還只能用嘴說而已”。

　　我們接著問他，如果你的改革計劃順利推進，未來中國將是何面貌？他的回答是：讓我們再等一二十年，誰知到時候中國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系統呢。

　　那一次，我們一行記者有機會隨德國駐華大使一同游歷中國人跡罕至的地區。我們去了敦煌，一路向南，到了昆明，我們在中越交界的邊境線月，中越開戰，也就是說，當時我們途經之處，中方軍隊很有可能正在集結，而我們毫不知情。

　　S：他是一個謹慎的人，同時充滿智慧。例如，在爭端面前，他奉行擱置論，把問題先藏到毯子下面去，分歧和沖突在未來自有解決之道。在這一點上，他和日本當時的首相福田赳夫立場一致。1979年，在日本拜會了剛剛下野的福田赳夫，人們問為什么這么做，他回答：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S：他看起來沒有之前那么有活力，感嘆自己老了，快要去見卡爾馬克思了。那是在1979年，我們發現改革已經拉開序幕。

　　幾次中國之行后，我寫了一本書，《中國牌》（DieChinesischeKarte）。這一手牌，你們今天還在打?，F在回頭想想，我認為說等一二十年看改革的成果，是明智的。2000年前，你們在穩步上升，一過了2000年，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已經不容小視，你們突然踏上了世界舞臺。而且，我們（歐洲）花了四五年時間才反應過來，這一切真的發生了。

　　S：他很有魅力，但顯然他的對手不這么認為。他不是光坐在那兒，看著事情進行，他知道如何促成事情實實在在地發生。他知道怎樣取得權力，并持續掌握權力。

　　S：他把中國從中世紀里拖了出來。解放了中國，同時也導致了很多人的死亡。自己用古體寫詩，卻不允許他以外的人這樣做。而是一個實干家，正如他的名句：“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我還記得1975年第一次到訪中國的一個早晨，在釣魚臺國賓館附近，一位老先生向我走來，他四下張望之后，壓低聲音對我說：“我會說英語，可是平時不能說。我能不能用英語和你說兩分鐘話？”而當我第二次去中國，出租車司機已經開始自學英語了。的改革開放是一個正確的選擇，讓中國對世界開放，看世界，同時讓世界看見中國，于是擁有了轉型成現代國家的可能性。

　　25年前，不可能像現在一樣，有中國年輕人在我的辦公室和我聊天。我還記得，1978年的中國，北京城里滿是胡同，人們都穿著灰色、藍色，女孩們把鮮艷的衣服藏在里面，但外面全是灰色。而當我游歷中國，走過戈壁灘里的綠洲，再深入中國農村，那種感覺像是在時間機器里穿行了1000年。我不想說謊，在當時的田野里，只有木頭犁，我甚至沒有見到過一輛拖拉機。

　　但現在，即使不說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出口國?？纯茨銈兊某隹跀祿瑥?978年到2000年，它是這樣（手在空中畫出一條向上均勻爬升的直線年，突然之間這樣（曲線陡增）。外國對華投資也很驚人，我的一個好朋友，1985年負責在中國建立大眾汽車的第一間公司，他形容當時的浦東是“一片沼澤地”，現在它看起來像曼哈頓。

　　在歐洲，當我們談論“亞洲崛起”，我們實際上談論的是“中國崛起”。有時候我覺得這個說法有些荒謬，中國并不是“崛起”，不過是回到1820年至1830年時的樣子，那時候你們已經是世界上最強的經濟國。地球上從未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完成如此劇烈的轉變，在別的國家需要200年甚至300年。我近年來主要研究印度，印度要達到中國的改變程度，至少要花你們10倍，至少5倍的時間。

　　S：向國外學習，然后發展你們自己獨特的能力。你們正在達到一個臨界點，不必抄襲他人。韓國經歷了同樣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模仿，抄襲，但現在它很強大。

　　另外一點是外交政策。試圖與所有亞洲鄰國建立良好關系，他沒有把鄰國都逼到美國的保護傘下面去。

　　讓我看今天的中國，我會像1978年對我說的，再等一二十年，評價中國經濟改革不遲?，F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一個什么樣的體制下往前走，我很確信，中國的首要任務是穩定，你們可不想經歷另一個蘇格蘭獨立。我也確信中國黨會發生一個代際式的變化。

　　至今我沒有答案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有30萬年輕學生在美國，有人告訴我，他們中半數多一點的人選擇回到中國，其他的留下了。這些回家的年輕人將如何改變中國？他們會激發改變，還是被舊思路同化？我們拭目以待。

　　P：中國正在熱播一部名為《歷史轉折中的》的電視劇，紀念誕辰110周年。一種聲音說，這傳達了一個信息：政府將繼續深化開啟的改革力度。你對此有何看法？

　　S：我同意這個做法并希望你們成功。中國政府正在大刀闊斧與斗爭，在一個2000年帝制歷史的國家，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如此大的轉變，這是一塊硬骨頭。這件事日本花了200年，韓國和中國至少花了五六十年。的滋生來自人性，在短時間內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于是便有了空隙令人快速地、不合法地獲取金錢。

　　每種文化都是錯綜復雜的。許多習慣往往不被同時代的其他文化所理解，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深植在文化中的根源已經生長了成百上千年。而有一個問題是目前中國與美國、德國共同的：用手和大腦工作的人，與用錢生錢的人，兩個群體之間越來越不平等。對當政者來說，這是極端危險的狀況，我想這是中國政府花大力氣與斗爭的原因之一。你們的百萬富翁可比我們多太多了。

　　P：2012年的漢堡峰會“中國與歐洲遇上”，你主持了施密特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對談，你問他們“歐洲如何應對中國”，你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呢？

　　S：10年前，15年前，德國的主要擔心在于中國會搶走許多工作機會。人們在擔心，是不是寶馬、梅賽德斯和奧迪未來都會放在中國，再也不在德國制造了。但現在這已經不是重點了。今天的重點在于，許多人認為，中國將會成為現有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在WTO，在世界銀行等等重要組織，它會不會成為游戲規則的締造者之一？會不會給現有秩序注入新的血液？或者是它會創造一個全新的成人禮最簡單的話、多變的，甚至帶來沖突的規則？

　　P：你曾表示過，亞洲的崛起意味著歐洲以及之后美國統治世界的長達500年的時代宣告終結，同時也不認為中國崛起會導致新一輪的東西對峙。那么你認為，中國在未來的世界圖景里會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S：中國毫無疑問會是將來世界的一極。未來世界也許有5個極：中國、俄羅斯、歐洲、美國、印度。我認為圍繞這5個極，會呈現鄰國的同心圓現象你也可以稱之為“勢力范圍”。

　　在歐洲，我們在19世紀有類似的圖景。德國、法國、英國、奧匈和俄羅斯，也是五極。它們互相制衡，直到1914年，它們一起進入了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在經濟上相互融合，所有人都認為，如果彼此在經濟上有關聯，戰爭便不可能發生。可是突然之間，戰爭來了。這是我們要記住的歷史。

　　我認為中國要扮演自己該扮演的角色，在國際秩序與和平上發揮更正面的作用。而美國應該意識到，中國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同樣有分一杯羹的需要，美國要適應這一點；另一方面，如果中國走得太狠，美國會反彈。

　　而對于中國，我傾向于相信你們是理性的人。比如你們在考慮買下一個哈佛大學的學院時，也會有自己的標準（意指香港富商陳啟宗捐贈3.5億美元至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獲得學院命名權一事。哈佛大學首次因慈善捐款為一個學院更名成人禮最簡單的話，此前哈佛肯尼迪學院是為紀念美國前總統而命名）。

　　最后說回對中國的態度。在德國有一句俗語：“輕松對待年輕馬駒”。意思是，不要讓它過度興奮，不要用力過猛，慢慢來，不催促它，不讓它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