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中國內陸城市成都作為研究對象 ，以“敘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間 、下層民眾、大眾文化和地方的關系，將“街頭文化”作為中心，展示街頭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從城市的外觀 、民間藝人的表演到民眾謀生的方法以及對街頭的爭奪等

　　本書以中國內陸城市成都作為研究對象 ，以“敘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間 、下層民眾、大眾文化和地方的關系，將“街頭文化”作為中心，展示街頭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從城市的外觀 、民間藝人的表演到民眾謀生的方法以及對街頭的爭奪等。

　　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與街頭有著緊密聯系，他們創造并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當改良者試圖對街頭的使用進行控制時，便引起了下層民眾爭取生存空間的斗爭。隨后在運動中，民眾又以街頭作為反抗的舞臺。在初年的動蕩中，民眾和精英為共同利益而合作，組織自衛活動捍衛他們的生存，同時也是維護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

　　本書英文版2003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中文翻譯版2006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1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了中文第二版。時間過得線年了，中文版已經出版了17年。這些年我繼續以日常生活為中心，以為民眾寫史為初衷，用微觀歷史的方法，完成了關于20世紀茶館的兩本英文專著和一本關于袍哥的著作。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將出版本書中文版的第三版，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本書出版后學術界和閱讀界的反響以及我的一些感想。

　　令我欣慰的是，這本書在中西方都得到了積極的肯定。英文版在2005年獲得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最佳著作獎，中文版在2006年被《中華讀書報》選為十佳圖書。在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里，這本書一直在學術界、大學生和研究生以及對歷史感興趣的讀者中，產生著它的影響。當我在大學做學術報告的時候，經常有學生拿這本書來請我簽字。北京大學圖書館 2020年4月18日發布的世界讀書日系列活動“2019熱門借閱圖書”云書展，《街頭文化》與《百年孤獨》《想象的共同體》《平凡的世界》等我喜愛和崇敬的書同在前十的名單上。對我來說，簡直是難以置信。對于讀者的青睞，甚至有點惶恐不安。

　　這本書引起廣泛反響的原因之一，我想應該也是中國城市正在發生重大變遷，許多古老的城市正在一天天消失，這引起了人們的憂慮。雖然我研究的是清末民初的成都，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國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沖突，實際上也是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是我們研究近代社會史和文化史以及史必須要回答的問題。雖然對下層民眾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在中國仍然不處于主流的地位，但是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和讀者的認同。我特別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青年學者加入這個陣營之中。《街頭文化》在推動中國歷史研究眼光向下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積極的角色。

　　這本書的影響已經超出了歷史學界，特別是得到了社會學、人類學、建筑、城市規劃世界上最有趣的人、大眾傳播、文化研究等方面專家的關注。去年10月，三聯人文城市季在成都剛建成的東·壹·美術館，舉辦開館首展“日常史詩：成都市民生活與公共空間”。這個展覽便是根據我的四本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茶館》和《袍哥 》，從宏觀歷史逐漸聚焦到成都市內的具體空間，展示從望遠鏡到顯微鏡的四層“成都維度”趣歷史武則天，由13位當代藝術家和建筑設計師進行再創作，分別對應一個或多個維度，從“西南地區時空”和“成都城市時空”，到“成都室外公共空間”和“成都室內公共空間”，各個維度進行互動和對話，還舉行了展覽開幕論壇。看到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夠走出象牙塔，為現實社會服務，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并充滿著成就感。

　　本書出版以后，據我目力所及，共有16篇英文書評，一本關于中國歷史的書，在西方能得到這么大的關注，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在2006年中文版前言中，我對英文世界發表的書評已經有一個概述和評論。在中文第三版的這篇前言中，我想主要講講這些年來中國學者對這部著作的反應趣的漢字藝術字。本書出版之后，很快成為當年的“學術暢銷書”，出現在各種榜單上，專業刊物和報紙發表了很多書評。我已經讀到過的中文書評便有四五十篇，刊載的平臺包括《歷史研究》《歷史人類學學刊》《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歷史評論》《中國學術》《中國圖書評論》《讀書》等雜志，還有《新京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中華讀書報》等報紙。

　　馬敏在《歷史研究》發表了長篇深度評論，肯定了新著之新是由于視角轉移所造成的“感覺之新、領域之新、方法之新……著者以非凡的功力，對老成都街頭文化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全面、生動的敘述，對活躍于街頭的各種群體也進行了歸類描寫……顯然，王笛新著在風格上的追求，已接近于人文史學的追求，旨在生動地敘述歷史，再現歷史的全幅式場景，使歷史變成可觸摸的、可接近的，能夠普及于民眾的。但如果細分一下，在敘事風格上，王笛又明顯不同于史景遷式的以扣人心弦的人物命運和跌宕起伏的歷史情節為中心線索的敘事，而毋寧更接近于黃仁宇似的徐徐展開、風俗畫般的歷史長卷”。

　　任放則從更宏大的背景講本書的貢獻，認為《街頭文化》“不僅在學術上完成了自我蛻變，而且顛覆了近代中國城市史的敘事結構，確立了一種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城市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盡管這一范式難掩‘西學’本色，但其推陳出新的性意義是醒目而深遠的”。王先明等更強調了本書的問題意識：“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新的問題的提出，不僅決定了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世界上最有趣的人，同時也決定了研究視域的突破與創新。王笛的《街頭文化》無疑是這種實踐的優秀成果。”

　　朱英等把《街頭文化》與我早期的《跨出封閉的世界》和后來的《茶館》進行了綜合的分析，并著重討論了與新文化史的關系。他們指出《街頭文化》是“作為城市社會史研究的著作出版的，當時國內還很少有人把其與新文化史聯系起來，但是其研究視角和方法卻都明顯地受到當時已經在歐美流行的新文化史的影響，王笛的社會史研究也呈現出較明顯的文化轉向”。而且書評也探討了對中國史學界之于本書的“碎片化”批評：“大眾文化和微觀研究雖采用小處著眼的方法，但其方法不僅是史學研究的進步和突破，同時也是史家本身史觀的提高和升華，所以一味否定新文化史成果則有妄加批評之嫌。”

　　譚徐鋒則欣賞本書對民眾的命運的關注：“王先生心細如發，他發現，在一撥接一撥打亂再造的改良或中，民眾平靜的日子被攪起深深的漣漪，如果說起初他們還比較配合，那么到他們發現漣漪化為回水沱之時，偌大的成都街頭已經放不上一只破舊的飯碗。盡管他們面容悲凄地四處述說，但改良精英往往為宏大的（其實更多是自我的臆想）目標而激奮不已，作為參與者的民眾只好成了歷史祭壇的犧牲。”的確，這個評論趣的漢字藝術字，是看到了我力圖對歷史的拷問。人們引述最多的是本書的最后一句話：“他們失去了一個舊世界，但并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這句話其實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黨宣言》中所說的“無產者在這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句話所得到的啟發。我想表達的是，在19、20世紀之交，有些所謂的“”是打著為民眾的旗號，但經常最終的結局，卻是民眾成了犧牲品。

　　甚至直到最近，還仍然有學者就這本書進行的討論。雖然學界對我在本書中的觀點并不完全同意，但是《街頭文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論模式卻引發了學者的持續思考，如《讀書》2022年第12期發表晉軍的《大眾何謂？公共何為？》一文，認為“王笛對成都街頭公共空間的研究擴展了‘公共領域’范式的研究視野，不但確認了普通民眾同樣是公共事務中的行動者，而且在國家與地方精英的互動之中加入民眾的維度，可以探討其中的多向關系。立足‘公共’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關注‘大眾’，是《街頭文化》的真意”。因此《街頭文化》“翻轉了大眾反抗范式對現代轉型與大眾文化的討論。在王笛看來，即便有大眾反抗，也是社會轉型的后果，而并非轉型的動力”。強調要從下層民眾的視角來探討現代化的社會后果，“而他對現代轉型的態度也從積極評價轉向了關注轉型對民眾生活及地方文化的沖擊”。

　　這本書之所以受到極大的關注，概括來講，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一、研究視角轉移，從社會底層往上看，了解普通人，關注日常生活，考察女性生活變化，描繪了下層民眾生活的歷史畫卷；二世界上最有趣的人、為民眾寫史，從民眾的眼光來看改良與，考察民眾、精英和國家的互動，探究城市公共空間以及文化與的關系，體現弱者的反抗，發現下層民眾的微弱的聲音；三、具有可讀性，敘述生動，注重資料的發掘、圖像和文學資料的使用，運用“深描”手法，是有趣好看的史書，一部別開生面的城市史；四、歷史學研究內容和方法的轉向，提出新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具有觀察歷史的獨特視角，運用社會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方法，展現復雜的社會現實，重新建構一個城市的微觀世界；等等。

　　讀這些書評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得到鼓勵、受到啟發和自我反思的過程?！督诸^文化》也引起學術界和讀書界對一些問題的討論趣歷史武則天，下面我就一些討論得比較多的問題，特別是這20年中我一直思考的與現實社會有關的問題，進一步闡發我的觀點。有些觀點是在這本書出版之后才形成或者完善的，有些觀點則是與學者討論過程中或者媒體采訪問題的基礎上的一個梳理。

　　晉軍——和一些讀者的批評——認為：“王笛只強調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分而模糊了國家的位置，也就弱化了國家或者說權力在公共空間改造中的力量。”這個批評是公允的，的確，在這本書中，國家（state）只是隱蔽在后面的一種力量，如果說我討論了國家的話，最多也就是討論了在前臺的角色，這顯然對討論國家權力對城市社會的影響是遠遠不夠的。國家角色在這本書中沒有在前臺被充分展示出來，主要是由于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聚焦在地方社會精英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和沖突。如果國家討論得過多，有可能轉移了本書的焦點。當然，我也在不斷地思考，怎樣能把這種關系處理得更好。也就是說，既能夠集中討論精英與大眾、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沖突，同時也更好地展示處理國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不過，也可能是在冥冥之中試圖彌補這種缺陷，我后來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空間和微觀世界，1900—1950》那本書中，對國家的角色及其對公共空間的影響，進行了相對全面的討論。這里，我想利用這個機會來進一步闡述《街頭文化》一書中涉及的城市社會自治與國家權力的關系。

　　在本書所關注的歷史時期，國家權力不斷擴張、社會空間逐漸縮小，市民的自主性和自治也隨之被削弱。過去中國城鄉都有民眾自己的組織，如看莊稼的護青會，自衛的紅槍會，街鄰的土地會，從事慈善的善堂，社區的關帝會，等等，還有像袍哥這樣的秘密社會組織。但是它們都在國家的控制和打擊下一個個消失了。當只剩下國家機器的力量時，當國家掌握了一些資源時，就難免會出現“權力的內卷化”趣歷史武則天。經濟學上用“內卷”這個詞來表示投入很多，但產出并沒有相應增長的狀況。國家權力不斷擴張，官員越來越多，就要增加更多的收入來雇傭更多的人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那么增加收入的途徑是什么？就是征稅，這就加重了人們的負擔，但國家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沒有相應提高，甚至反而降低了。

　　前現代的中國城市幾乎都是自治的，地方精英、士紳、老百姓共同管理社區，官員的角色有限。在成都，直到1902年建立機構，市政才開始行使一些最初職能。一直到1928年統一全國以后，才有了市政府。晚清新政效仿日本和美國，設立，管理城市的交通和衛生，乃至于小商小販能夠在哪里擺攤，什么時候擺攤，都被官府所要求，之后的國民政府也在推動這一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社會組織不斷被削弱，國家權力也深入到了地方社會。但是問題在于，再大的政府，如果不依靠市民，不依靠社會，不依靠社會組織，不依靠公共領域，也不可能照顧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特別是中國這種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國家，國家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

　　一個城市的管理不能僅僅是政府的事，如果一切都由政府來包辦，是不正常也是不可行的。一個城市要管理有效，就應該讓社會參與，這包括市民和各種社會組織的參與。政府不應該害怕城市社會組織的普遍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例如清代，社會組織基本都是和官方合作的，這也是一個異族的統治能維持兩百多年的原因之一。那種只要社會發展就是和國家權力對抗、就是圖謀不軌的觀點，既不符合歷史事實，而且在現實社會中也是有害的。實際上社會組織越繁盛，政府得到的幫助會越大，社會也因此更穩定。隨著公共領域的發展，人的能動性會被調動起來，能夠主動參與社會的管理，以及文化和經濟活動；反之，社會就會萎縮。社會的每個鏈條是連接在一起的，當某個鏈條被人為地切斷了，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很長時間里，政府都試圖按照一種統一的模式對城市進行規范，結果中國城市逐漸變得千篇一律。對于一座城市而言，多元化是它的生命，無論是城市的管理、城市的文化，還是城市的面貌。我在《街頭文化》中提到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最有力表現，那么地方的個性如何塑造了街頭和公共文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城市，過去地方的區域性和封閉程度較高，而現代社會有著更高的人口流動，這些都會影響一個城市的文化。尤為重要的是為發展現代化進程而引進的相應模式，其中包括各種標準以及衛生、管理、職能部門的設立等，逐漸改變了各個城市的內在和外在。由于現代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過去我們可以在街巷、市集、廟宇等看到各種地域文化展現出的地方特點，但是幾乎所有的城市都逐步趨向同質化。由于城市重建，廣場大道取代了小街小巷，因此切斷了街頭文化生存的基礎趣的漢字藝術字。

　　現在，國家對于一座城市發展的影響巨大，規范是現代城市建設中的主要手段，包括城市土地的公有制也為城市大拆大建大開了綠燈。但這種極端現代主義的規劃并不能完全說是中國的特點，法國建筑學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光輝城市》中全面地表達了他“大是美的”的城市構想，哪怕是與原有的城市不協調，甚至新規劃完全取代原有的城市也在所不惜。中國的城市規劃從結果上來看可以說反映了柯布西耶的現代化特征：快速交通，城市大道，整座城市劃分為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以及其他功能區。但這種宏大城市愿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已經對城市的文化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

　　其實城市發展的道路趣的漢字藝術字，可以有多種途徑。比如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家、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認為城市應該是有生命的，就如同一個有機體，有生有死，文化就是它的命脈，他強調的是要根據一個城市文化脈絡來發展。到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則更進一步，她認為已經成形的舊街區不需要大拆大建或者全面更新，而應在城市建設中針對社區逐步地細化，考慮的中心是居民生活的方便和安全，而非宏大漂亮的建筑和街道。規范化是一種迷思，大家過分迷信國家的力量，信奉單一體系下的思想、文化和政策，整個社會就會變得越來越同一、呆板、缺乏活力。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的《國家的視角》那本書，便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過分迷信于某一種力量，最后經常得到和人們期望相反的結果。所以我們需要更多地動員社會的全體力量，公民共同參與，才是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正常的運作方式。歸根結底，自發性組織越多、越完善世界上最有趣的人，社會的發展就越健康。

　　我強調日常，并不是要拋棄宏大敘事，但同時我自己感覺要與宏大敘事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宏觀經常是看不到個體的。宏觀視角看到的都是遠景，就像站在高高的山巔上，或者在云層中去看一個城市，怎么能體會到城市中個體的思想、感情和經歷呢？研究歷史要重視人——作為個體的人，不要總是把人作為群體來看，“人民”“群眾”等都是群體概念，但它們都是由個體組成的趣的漢字藝術字。一個人的喜、怒、哀、樂，都跟自己的經歷有關，所以歷史研究要關懷個體的命運。如果忽視個人的訴求，那么所謂的群體也只是一句空話。在過去的歷史敘事中，當一個帝王或者英雄要創造歷史的時候，他是豪情滿懷，但是那些被裹挾進入的民眾，很可能就是血流成河，無數百姓家破人亡，千千萬萬個生命化為塵土。誰還記得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故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在歷史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難道這不是歷史研究應該反思的問題嗎？去研究一些小問題，實際上背后也可以有很大的議題，最直接的就是怎樣對待個體的人，甚至我認為，怎樣對待個體，是檢驗我們是否真的關懷人民命運的試金石。

　　歷史寫作中有兩種歷史觀：帝王史觀和日常史觀。在前者看來，一個國家的歷史應該圍繞朝代和帝王，民眾沒有什么書寫的價值。但是我認為，普通人和每天周而復始的日常，因為涉及人口的絕大多數每天都面臨的問題，至少應該得到我們歷史研究的相應的關注。實際上這不僅涉及我們怎樣看歷史，而且也涉及民眾怎樣看待自己這樣重大的問題。當我們仔細查看歷史，就會發現那些帝王和英雄造成的破壞、對經濟和文化的損害。而我們的文明發展到今天，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所創造的。我還想強調的是，實際上，我們每一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每天做的一切，就是對這個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應當享受人格、尊嚴和權利。掌權者要讓人民的生活保持日常。

　　寫作日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日常在歷史資料中幾乎是不見記載的。過去發生的一切，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還有另一種“歷史”，就是我們書寫的歷史——通過查詢有限的資料、實地考察等來重構歷史。我們重構的歷史永遠不可能完全重現過去，當我們與歷史的時間距離越遠，我們所受局限性就越大。既然資料存在著極大的局限，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樣克服這樣的困難。我們現在所能依據的材料只是歷史本身非常小的一部分，要依據這么少的資料去重構歷史，那么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是還原了歷史本身？雖然很多情況下我們在寫作歷史的時候，要運用“歷史的想象力”去填補資料的空白，但是這種填補一定要有歷史依據。歷史學家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小說家，要在合理邏輯下進行推演。而且寫作者必須告訴讀者，這是作者在利用有限資料后的一種合理的推測，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歷史本身。

　　關于資料，我在“導論”中已經進行過討論，這里還想補充幾句。我認為，不是說只要找到了這些資料，就可以隨便采用。因為資料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里面所涉及的人和事離真實歷史到底有多遠？怎樣通過這些文本去分析？過去認為，找到檔案、報刊和日記，就等于找到了歷史，如今我不這樣認為了，這些記載只是一種文本，文本必須要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經過分析后才能呈現其中的內涵。

　　研究普通民眾和日常生活，資料的缺乏確實是一個難題，但是運用文學資料就是一個可能的途徑。我認為，文學家、小說家寫他們同時代的生活，就是一種歷史的記錄。中國的小說家有采風傳統，比如到農村去體驗生活，把接觸到的人和事記錄下來，這就是一種歷史的記載。其實歷史的記錄，并不見得比文學更真實。歷史學者自身也有局限和偏見，過去的歷史寫作鐘情于大敘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個體，普通人是沒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歷史學家不要太瞧不起文學。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學》（Metahistory）中討論到歷史寫作和文學寫作的共性，說歷史寫作也有浪漫劇、喜劇、悲劇趣的漢字藝術字、諷刺劇等內在結構。傳統的史學訓練不贊同使用文學資料，但我越來越不同意這樣的說法。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對土改運動的描寫，超過了我讀過的任何關于土改運動的歷史寫作；路遙《平凡的世界》對1970年代黃土高原農民生活的描寫也是非常真實的。因此，文學可以被用來補充歷史細節，歷史和文學其實沒有截然分離的鴻溝，歷史要有文學性，文學要有歷史感。在沒有歷史資料的時候趣歷史武則天，可以用文學來填補缺失的部分。當然，我們不能把文學完全等同于歷史，要有所選取和分析。

　　最后，我要借此機會感謝冉云飛先生。雖然他的專業是文學，但是對歷史有著獨到的見解和敏銳的閱讀。他幾年前在騰訊《大家》專欄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多字的長篇文章《如何將二等題目做成一流學問》，對我出版的幾本書進行了一個綜合的評論。在這個評論中，他對《街頭文化》中若干晚清和時期來川的外國傳教士中文譯名進行了訂正，這次新版，我都進行了相應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