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傳播是構建公衛體系重要一環
圖為許靜教授。
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健康信息的傳播,健康觀念的培育,有助于社會快速動員,有利于社會成員正確參與其中,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可以說,面向大眾的健康信息傳播是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讓我們深切認識到信息就是力量,它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必須嚴肅對待。
那么,健康傳播在社會健康意識培養方面能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它是如何為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貢獻力量的?本報記者為此采訪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健康傳播專業的許靜教授。
突發事件引發心理焦慮和信息需求
記者: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看到人們從一開始的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到逐漸穩定心神,從容不迫,正確的防控策略當然是根本的,但健康信息的傳播無疑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您認可這一點嗎?為什么?
許靜:非常認可。因為突發事件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確定性,包括事件發生的不確定以及發展的不確定,必然引發心理焦慮和信息需求。尤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威脅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的正常運轉,一旦發生,就會引發高度的社會關注。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當中,傳染病疫情的不確定性更高,更容易引起恐慌和焦慮。而且,對傳染病疫情的應急處置會涉及相當數量的人群。即使只有一人患病,所涉及的接觸者、參與救治、護理、流行病學調查以及現場衛生學處置的人數也是大量的,具有很強的群體性和公開性,加上傳染病防控本身也非常依賴相關人群的配合,所以健康信息傳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甚至可以說,抗擊疫情的戰役從一開始就是在兩條戰線上同時展開的,一是針對傳染性疾病本身的疫情防控,二是針對相關信息傳播有可能造成的信息疫情的防控。今年4月7—8日,世衛組織召開兩天的全球視頻會議,專門討論應對信息疫情的問題,可見信息傳播的重要性。
記者:何為信息疫情?
許靜:信息疫情這個概念最早是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提出的。當時,比疫情擴散更快的是謠言和恐慌。一些地方發生的搶購板藍根和白醋的情形,令人記憶猶新。本次疫情初期,也有與信息傳播相關的社會恐慌發生。如1月20日鐘南山宣布武漢出現“人傳人”之后,一篇“北大專家談病毒防護:戴N95口罩不能超過4小時”的報道在網上瘋傳,口罩脫銷,N95口罩更是成為搶購“新寵”,致使眾多科學家呼吁不要和醫護人員搶口罩。
某種程度上,對信息疫情的防控難度甚至超過對病毒疫情的防控,健康信息的有效傳播屬于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之一。
健康信息的傳播兼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記者:健康教育與健康信息傳播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還有哪些不足?
許靜:在整體性治理的框架下,我們的健康教育與健康信息傳播與之前相比有很大進步,但仍然需要繼續改善。疫情期間,人們足不出戶,很多人有通過網絡求醫問診和檢索相關信息的經歷,網絡上雖然有大量的相關信息,但權威性和公信力都不太足,我們依然缺乏能讓老百姓相信和依賴的健康信息發布平臺,來滿足人民群眾對真正權威、全面、及時、準確的健康信息的強勁需求。
記者:如何進一步加強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作用,改善健康信息傳播?
許靜:一方面,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人民群眾健康意識有了很大提高,此次疫情更是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健康意識,刺激了對健康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傳播科技也極大地改變了健康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方式,衛生與醫療不再僅僅是專業醫護人員所掌握的封閉型專業內容,衛生信息也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通過網絡信息檢索,社會化媒體傳播,以及各種可視化多媒體表現形式來吸引關注,信息獲取的便利性也刺激了信息需求。
健康信息關乎人的生命,健康信息的傳播兼具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自媒體內容生產的便利性,既帶動了醫務工作者注重社會效益的健康科普,也吸引了大量以牟利為目的的偽健康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造成了眾聲喧嘩、魚龍混雜的網絡健康傳播亂象,急需進行整體性治理。
中國的衛生信息化建設20世紀80年代起步,2003年“非典”之后引起高度重視,制定了《國家公共衛生信息系統建設方案(草案)》,建設包括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報告在內的四大系統。2009年新醫改政策發布,衛生信息化進入以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為核心的區域醫療衛生信息平臺建設和協同服務為主要內容的第三階段。2016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促進和規范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一系列推動互聯網+健康醫療服務的目標。在這樣快速的發展中,相信一個由專業人士提供權威知識、方便百姓檢索利用、統一整體的公益性健康信息平臺,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
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應重視整體健康和整體性治理
記者:在您看來,健康傳播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能發揮什么樣的積極作用?是通過什么機制發揮作用的?
許靜:理解健康傳播與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的關系,或者說要發揮健康傳播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作用,必須要有整體健康的理念,理解整體性治理機制。
在此次疫情中,對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按照“一人一策”開展多學科綜合救治,把中西醫結合作為提高療效的主要保障,就是整體健康觀的體現。
而面對這樣一場特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只靠醫務工作者,而沒有全社會的廣泛動員和人民群眾的盡力配合,也不可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這就需要整體性治理機制。健康傳播的積極作用,是通過整體性治理機制得到發揮的。
整體性治理主要有三點:一是整體價值導向的文化理念,強調公共部門內部的凝聚性文化,重視適應、靈活性和結果;二是超越部門分工的組織結構,強調用整合化的組織形式回應公共問題的和公共服務復雜性和內在關聯性,等級式和協商式都是可能的選擇;三是跨部門協同的工作機制,強調伙伴關系式的溝通方式和工作方式。
回顧這次抗疫斗爭,“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成為凝聚一切力量的整體價值觀。黨中央的統一指揮,從中央到地方的跨部門協同,迅速開展的全社會動員,超常規的社會隔離和靈活、人性化的社會管控措施構建的聯防聯控、群防群控防控體系,充分的科技支撐,以及依法及時公開透明的信息發布制度等,都充分體現了整體性治理的政府管理效力。
就疫情中的健康信息傳播來看,政府信息發布是重點。2003年非典期間,衛生部確立了定期新聞發布制度,最突出的變化在于回應民意。在這次疫情中,政府信息發布則經歷了又一次重大轉變,即從回應型向整體性治理的轉變——除了依法、及時、公開、透明的疫情信息發布外,還有在聯防聯控機制下的分級分層新聞發布制度和多平臺多渠道的信息傳播制度。
除政府新聞發布和傳播外,全國各地專業的新聞媒體,大量的各級醫療機構和醫務工作者利用社會化媒體,自覺進行應急科普,從而更充分地體現了健康傳播的廣泛性和整體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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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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