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收獲文學排行榜頒獎盛典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收獲》雜志連續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了年輕作家的作品專號。當時的這批年輕人，如格非、蘇童、王朔、余華、馬原、北村、孫甘露等，后來都成為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

在《收獲》編輯部看來，這背后的理念與精神也源于雜志的創辦人之一、《收獲》的靈魂——巴金。12月24日，“巴金與《收獲》——紀念巴金誕辰115周年”暨2019收獲文學排行榜頒獎盛典在安徽蚌埠舉行。無論是《收獲》編輯部還是作家、評論家們，都說巴金是一棵樹，給后人無數規范與啟迪、勇氣與安慰、支持與力量。

12月24日，“巴金與《收獲》——紀念巴金誕辰115周年”暨2019收獲文學排行榜頒獎盛典在安徽蚌埠古民居博覽園舉行。薛松 圖

貫穿一生的文學編輯事業

貫穿于巴金一生的文學事業，除了創作，還有一直堅持的編輯工作，在不同階段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提到，巴金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創辦《文學季刊》《文季月刊》和《文叢》，努力把當時出現的新生代作家推上文壇，使得新文學能繼續往前走。“一定程度上，這有點類似于《收獲》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推出先鋒作家。”

1935年，巴金開始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主持出版了大量新文學書籍。張新穎直言：“如果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書拿掉，那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史就沒法兒講了。”

1949年底，巴金創辦了小型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主要是翻譯外國文學名著，它也只存活了短短數年，但在五十年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在這個出版社消失之后持續存在。”影響力有多大？張新穎舉例說，穆旦回國后，在巴金和蕭珊的支持下，于1953至1958年間翻譯了普希金幾乎所有的長詩和抒情詩，“這些翻譯的影響力在六十年代，甚至于 ‘文革’時代的閱讀中都非常重要。”

到了1957年，巴金又與勒以一起創立了《收獲》。“《收獲》創刊其實是一件非常奇跡的事。這份刊物為什么要叫 ‘收獲’？發刊詞說《收獲》依靠的作家主要是老作家，這些老作家耕耘了幾十年，老作家的個人的收獲，是《收獲》最豐盛的果實和糧食。創刊號上有哪些作品？有魯迅在西安的演講、老舍的《茶館》、冰心的詩、沙汀和艾蕪的小說，柯靈的電影劇本等等，今天許多人看到，第一反應是 ‘都是名家的稿子’。錯，應該是 ‘老作家的稿子’。”張新穎表示，《收獲》從創刊起就在努力保護、珍愛、接續從五四新文學以來的文學傳統。

“ ‘文革’后《收獲》復刊，也發表一代又一代作家的作品，這背后的精神和當年發表老作家的精神其實是一樣的。這樣的精神傳統，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來，成就了今天《收獲》的地位。這個地位不是一份文學刊物的地位，是維持、保護、傳承五四以來新文學傳統的地位。”張新穎說。

今年是巴金先生誕辰115周年，巴金故居與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推出“溫暖的友情——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展”全國巡展。

他是《收獲》的一棵大樹

在《收獲》主編程永新看來，文學一步步走到今天，巴金那一代作家特別重要。“八十年代賈平凹發表《浮躁》，有領導直接提出批評意見，這讓編輯部很是忐忑。但當時上海的老作家們就說，領導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我們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不用統一。老作家們那么說其實是很難的。我想說，幾十年里他們所起的努力和作用都是值得紀念的。”

回顧當年，《收獲》編輯部在每年十一月下旬都會給巴金過生日。“他講話就和他的文字一樣，非常簡單、樸素。他是一個慈祥的老人，也是一個可愛的小孩。”程永新稱，盡管巴金話不多，也簡單，但往往一句話就定調了。比如那時編輯部面臨經濟大潮，猶豫著是否發廣告，巴金只說了一句：“你們又沒到活不下去的境地”。

還有一個故事是作家張賢亮在八十年代寫了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遭到北京一些女作家的批評。作家冰心也因此打電話對巴金說：你要管管《收獲》了。但巴金看完小說之后，認為沒有什么問題。當時李小林記錄了巴金講的大概意思：最后的一筆寫得有一點“黃”，但是寫得確實好。

“他這么一說，編輯部心中的一塊石頭就落地了。過了這些年，李小林給我看那個紙條，我說真應該裱起來。他是《收獲》的一棵大樹。”程永新說，“我曾說希望《收獲》像大海，但這話其實不是我的發明，是老巴金的啟示。希望未來我們依然可以有所為，有所不為。”

上海市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王偉表示，巴金先生留給后人無數珍貴的財富。“首先，他的豐富創作至今帶給我們一種規范與啟迪。我們總然能從他的作品中收獲很多東西。”

“其次，巴金先生不僅是一位創作者，也是一名出版家。他是《收獲》的創辦人之一。作為一大文學陣地，《收獲》幾十年來積淀了強大的文學力量，至今為中國文學源源不斷地發掘優秀的創作者；再次，巴金也是重要的文學活動家，他為上海這座城，為中國文學的生態營造發揮了重要作用。”王偉還提及，如今巴金故居是全國最受關注的文學場所之一，開放至今已接待近149萬客流，為傳承文學薪火繼續“發光發熱”。

巴金先生銅像揭幕儀式

如何以小說創作的方式講真話

今年，作家鄧一光憑借《人，或所有的士兵》登上收獲長篇小說榜。他回憶起28年前的一次會議：“巴金先生的賀詞就兩句——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宣讀完這兩句賀詞，會場瞬間安靜，復而爆發熱烈的掌聲，安靜數秒后，所有人又重新鼓起掌來。”

鄧一光坦言：“ ‘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看似很簡單，真做起來卻很難。也可以說，未必所有人都能做到。就這么簡單的兩句話，構成我寫作畢生的追求。”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也提到，巴金本人對“講真話”有過非常樸素的解釋——“改變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這其實是很難的。巴金還說過 ‘我在作品中生活，也在作品中奮斗’。這番話是說，作品還要給讀者希望、勇氣和溫暖。但是在當時那個語境里，這是非常感人的。”謝有順認為，“巴金在作品背后的力量，和把心交給讀者的誠懇，這些都是文學的本義所在。”

憑借《火車》登上今年收獲短篇小說榜的作家寧肯認為，紀念巴金就是在紀念一種價值，也是守護一種價值。“巴金的存在還不同于魯迅的存在，他和我們的關系更為密切，在當今這個時代他甚至更有意義。由于有他的存在，我們的文學還能沿著五四的道路，沿著文學本身的道路繼續前進。在巴金的樹蔭下，我們還能好乘涼。”

寧肯還說，創作激情對于每個作家都非常重要，巴金在這一點上非常鮮明。“巴金的創作激情始終沒有衰減。我也是一個憑著激情寫作的人。無論文學精神還是創作激情，他都給予我很大的啟示。”

評論家王春林說，在這樣一個時代，怎么從事創作，是一個艱難又重要的命題。“說白了，我們要如何以小說創作的方式講真話？有兩個東西或許很重要，即作家堅定的寫作勇氣與高超的藝術能力。”

《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巖說：“今天我們讀《家》，或許很難心潮澎湃，但還能感受到巴金努力尋求與時代共振的真誠與樸素，這樣宏大的真誠而樸素的訴求在今天的寫作中是缺失的，或者出于種種原因而回避的。作為一個我們可以具體投射的人，巴金在我們這個時代意味著什么？就好像我們開在高速公路上驅車奔馳，路邊不斷閃過一些告示——手機要充電了，車子要加油了。巴金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在歷史的奔途中，我們不可或缺的時代的精神動力和養料。”

通過巴金研究，重看一段文學史

巴金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項靜說：“我們經常會說現代文學史是一部青春文學史，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是作家們在二三十歲時創作的，富有青春的激情和色彩。今天我們常常拿 ‘青春寫作’批評當代的寫作者。都是青春，這兩個 ‘青春寫作’有什么區別？我想核心區別或許在于前者具有一種責任和勇氣，并把這種精神資源貫穿終身。”

項靜表示，巴金早期作品中的勇氣在于突破“家”的枷鎖，走向一個真正的人，晚年則是把扭曲的自我修復成正常的自我，回到從前的那個“我”。“正是這樣的勇氣與責任，對于正義、責任和互助、犧牲的倫理，讓他們的青春文學不同于我們的青春文學，這是我們需要回到歷史脈絡中重新去梳理、分辨、繼承、學習的地方。”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表示，巴金是現代五四精神的重要傳遞者。“巴金、丁玲這代人，他們的一生基本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之前的青年期，接下來是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的中年期，然后是改革時代的晚年生涯。這群人在八十年代對人生進行反思，巴金不是個例，應該放在整批作家中做整體觀察——五四的精神遺產是如何轉移到八十年代的？”

此外，何平提及巴金研究還有值得深入的部分。“今年有一個重要事件，浙江文藝出版社再版了《巴金譯文集》。我想八十年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這一塊是巴金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但目前被嚴重忽視。從文學角度而言，巴金寫《家》《春》《秋》時還有一系列具有先鋒性的中短篇小說。今天我們要研究巴金和《收獲》的關系，這部分內容也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