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紅黃藍幼兒園被曝虐待兒童，引發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在國外，這一現象有一個專有名詞ACE（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負面經歷），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的專家塞斯-波拉克研究表明，有過類似經歷的孩子，長大后更容易出現各種心理疾病，甚至引發嚴重的生理疾病。

　　波拉克指出在這些孩子的體內，和壓力相關的激素就像漏水的水龍頭一樣持續不斷，甚至一些看似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會帶來焦慮和緊張，事后，他們也很難從中恢復。童年創傷往往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自動愈合，它們只是隱藏了起來，直到成年后才演變為器質性疾病而重新出現。

　　2017年4月27日，年僅26歲的女作家林奕含被警方發現于自家臥室上吊，小時候，她有過被老師的經歷，后來創作了一本故事類似的小說。生前，她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個故事、摧毀了我一生。”最終，她還是沒能鼓起活下去的勇氣。

　　虐童這一現象，并非個例，就算我們熟悉的NBA球員，也有不少人在童年時期過各種形式的虐待，而其中最極端的案例，就是性虐待。

　　肯揚-杜林，是一個球迷們比較熟悉的名字，他效力過7支NBA球隊，和易建聯做過隊友。5年前，杜林在參加一檔節目中揭開了自己突然選擇退役的原因。當時杜林表示，童年時曾遭受的性虐待導致自己當年夏天崩潰，這是退役的直接原因。

　　“那件事第一次發生時，我只有五歲，后來還發生過好幾次。”談到童年時的性虐，杜林說，“施虐者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一個施虐者是我哥哥的朋友，當時他好像十三四歲，他逼我看影片，對我進行性。也有一些施虐者是我家附近住的女人，年輕的和上年紀的都有。我想，當時我覺得這不是問題，我以為這就是一種正常的事。但很遺憾，我錯了，那時我還太小，連施虐者到底對我做了什么都不明白。”

　　2012年夏天，杜林隱藏了多年的秘密，卻讓他的崩潰了，他開始產生，行為舉止就像是剛從戰場上回來，患上創傷性緊張的老兵。一個鄰居看到杜林舉止古怪，對鄰居的孩子們態度，就打電話報了警，把他送往醫院評估，他被要求在病院接受治療，幾天后，他才被允許出院。

　　經過考慮，杜林決定把童年的講出來，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幫助身處類似情況下的孩子盡快尋求幫助，或者能潛在的施虐者在毀掉別人的人生之前能中止這樣的行為。

　　“在NBA，還有不少球員有過和我相似的經歷，但他們沒有勇氣把這些事說出來，我能理解他們的感受，”杜林說。

　　肯尼-安德森，資深一些的球迷肯定知道這位控衛，他在1993-94賽季曾入選過全明星隊。這位前全明星球員，在童年時期同樣有過被性的經歷，而且不止一次。

　　“當時，我的母親很嚴重，她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我。我在兩個不同的地方，被兩個不同的性侵了，其中一個還是籃球教練社區的教練員，”肯尼-安德森在接受記者大衛-羅斯采訪時說，“那給我帶來了長遠的影響，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沒法信任一個人，也沒法喜歡一個人，它讓我在生活痕累累。”

　　對于任何一個過類似經歷的人來說，在面前敞開，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而肯尼-安德森決定邁出這一步。他還出了一本自傳，通過這種方式說出內心隱藏多年的苦楚。他知道有過類似的人很多，他希望自己的勇敢能改變一些人的生活態度，幫助他們走出童年的陰影。

　　“這么做的底線，”安德森在采訪中說，“是能夠幫助到一些人，讓他們看到肯尼-安德森不為人知的一面，我原來也沒有這樣的勇氣，但現在我改變了想法，如果其他有過類似經歷的人也能這樣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過去，說出自己的故事，感覺可能會好一些。”

　　不只是NBA，美國其他職業聯盟也有類似的球員公開過自己童年虐待的經歷。拉維拉努斯-科爾斯，前NFL紐約噴氣機隊的明星外接手，就是其中的一員。

　　在《紐約郵報》的一篇報道中，科爾斯透露自己在10-13歲之間被人實施過性虐待，而那個施虐者就是他的繼父。

　　1992年，這一被后，他的繼父被判處9年，而在2001年，由于涉及另一項嚴重，他至今仍未被。

　　“一直以來，我都想把這件往事徹底忘卻，”科爾斯表示他的內心常常會感到孤獨，“我認為，作為一個男人，當你受到這樣的時，你不知道別人會如何接受這件事，不知道別人會怎樣看待你，這一切會困擾你的生活。”

　　隨著年齡的增長，科爾斯的觀念發生了變化，身為人物的他，覺得自己有一份社會責任，去引導和他有類似的人。“我想我已經足夠成熟去處理這件事，去幫助那些孩子們。”

　　和這些男子運動員一樣，不少女運動員們也曾有過童年待的經歷，她們的數量甚至更多。

　　布雷娜-斯圖爾特是2016年WNBA選秀狀元，她曾帶領康涅狄格大學奪得NCAA女籃冠軍，現在效力于WNBA球隊西雅圖風暴隊。2017年10月30日，她在“球員論壇”網站發表了一篇標題為《ME TOO（我也是）》的文章，坦言自己在童年時也曾性虐。斯圖爾特的這一舉動，是為了在社交上關注性侵現象的活動。

　　斯圖爾特在文中講述了自己的故事，描述她是如何一位男性鄰居長達數年的性侵，并最終選擇籃球成為自己的避風港。文章感人而又充滿力量。

　　“從某個角度來說，我還是那個11歲的小女孩，只想去訓練，我從來沒有接受過心理治療，我不想談論那件往事，我不想回憶起那的瞬間。那是我總是試圖把它丟在架子上，盡可能避免觸及的一段人生經歷，”斯圖爾特寫道，“但那只能維持一段時間，我曾經淚流不止，當我和某些我在意的人說起那些事時，我就會哭個不停。談論我經歷了什么，解釋這一切，那幾乎要我自己。那些場面總是無法避免地出現在腦海里，有時候就像是一場噩夢。”

　　斯圖爾特不是唯一一個有過類似經歷的女子運動員，和她一樣，還有其他女運動員也加入“ME TOO”的行列。體操運動員馬洛尼、足球運動員瓦姆和大學女籃球員克拉爾登都站了出來，公開自己童年虐待的經歷。

　　解決社會上的虐童問題，也不能單純依靠法律進行事后的。最關鍵的還是要做好事前預防，在這一點上，美國的做法或許值得我們借鑒。

　　美國常常被稱為“愛打告”的國家。如果你把孩子一個人留在家中、鎖在車內或者孩子的方式過于，你都會被周圍的鄰居或者人舉報。

　　難道美國人就天生愛管閑事？其實不然，因為美國的《兒童虐待預防法案》中了嚴格的“強制報告制度”，它任何一旦發現兒童的權益可能遭受，就應馬上向有關機關舉報。如果沒有盡到舉報的義務，他們一樣會受到法律的制裁。NBA聯盟也制定相關的法案，球員們有任何家暴或者虐童的行為，一旦發現，不貸。

　　正是由于法律賦予的義務和責任，讓更多的普通開始重視虐待兒童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大量處于萌芽狀態的虐童事件。

　　兒童，是社會的，需要有人監護照看，但他們接受監護照看的地點往往是一種相對私密的，也正是由于這種的私密性，才讓個別者、。

　　因此，杜絕虐童事件的一再發生，除了法律需要不斷跟進完善外，作為最容易發現這些問題的普通人，也就是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我們更加要引起重視，起到監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