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耶霍舒亞，以色列小說家。他的小說經常表現出十分強烈的民族觀念，耶霍舒亞將以色列視為的圣地，認為只有以色列的才是真實的，其他地區的不過是在玩游戲，因此也招致了美國的不滿。1995年，耶霍舒亞被授予以色列希伯來文學。

　　當一個人對一座城市的信任，超過了對自己的信任，這座城市能否成為他的歸宿？他在經歷的種種、冷漠和悲傷，能否被這座城市療愈？

　　耶撒冷，的圣城，它是以色列的猶太作家亞伯拉罕·耶霍舒亞的心靈歸處，是他的長篇小說《耶撒冷，一個女人》里一個名叫尤麗婭·瑞格耶芙的女人的歸宿。這個女人是小說中唯一有名字的人，她是那樣地相信著耶撒冷，她為了來到這里，幾乎全盤放棄了自己的過去，她死在這里，也將被葬在這里。她也許是整部小說里唯一“相信”著什么的人。有相信的人，才有，作家只給她起了名字。

　　一條單調的，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故事：一場古怪的“英雄救美”之旅。故事是這樣的：一個48歲的女人，來自前蘇聯某偏遠角落的一個村莊，移民到以色列，有工程師文憑但毫無用處，有一個前夫，一個兒子，一個情人，但全都離她而去，因為她固執地要留在耶撒冷討生活，即使這是一座時常發生爆炸的城市，即使這里的生活在恐懼之下，即使她在這里只能做清潔工。

　　后來，她真的成了這座城市悲劇的品——死于集市的一次，身上除了一家面包店的工資條之外，找不到任何證明身份的東西。一個式的記者了她的尸體被遺棄在太平間的事，把矛頭對準那家面包店，其缺乏主義。

　　面包店老板為甩掉“燙手山芋”，并表現一種的“救贖”心愿，差遣他的人力資源經理調查后。這個39歲的中年倒霉蛋，剛離婚，個人生活一團糟，妻子嫌棄他，女兒疏遠他，母親埋怨他，他快要被生活的淹沒。在這種情境下，他硬著頭皮進入這個外國女人的生活。一連幾天，他先后和夜班主管、記者、醫護工、駐外、軍人、死者家屬等人打交道，越陷越深，不得。

　　人力資源經理接受了一個荒誕的任務，送女人的棺木返回她的祖國。接下來，他慢慢成了一個走在反向中的奧德賽，在和各個機構工作人員和死者親屬的交鋒中，作為一個人，他“復蘇”了。護送女人的遺體落葉歸根，這件事的過程意義超過了結果意義，變成了人類資源經理救贖的之。

　　聽上去很有故事性，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雖然亞伯拉罕·耶霍舒亞和阿摩司·奧茲、大衛·格羅斯曼一起被稱為“以色列文學的三大男高音”，但和擅長寓形于物的奧茲或者詩意的格羅斯曼不同，耶霍舒亞更分析化，更接近一種內心的史詩。這也許和他有一位當心理學家的太太有關（他曾開玩笑說自己被太太“心理分析”了半個世紀），也許和他自稱在文學傳承上受到福克納的影響有關。

　　在長篇《耶撒冷，一個女人》里，看似頗具戲劇性的故事，被作家寫得不緊不慢，不曲折無，甚至在某些章節，平淡到讓人嘆為觀止。而人物的內心獨白，則用第三人稱視角來隨處展現，就像某種意識流在緩緩流淌：

　　“你想要從我們這兒得到什么，尤麗婭？你希望在這個凄慘無情、讓你喪命的城市里找到什么？你本可以回家跟唯一的兒子在一起，是什么讓你留在了那里？”

　　“在圣地并把和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后，你們現在又有什么來我們的感受？是因為你們和你們的敵人都習慣了瘋狂地、不負責任地互相、以及沒完沒了的轟炸和，以至于你們覺得無需作出解釋或得到許可便可以把一口棺材留在別國一棟公寓樓的庭院里，然后連招呼都不打一聲就消失？”

　　小說編織著細密的針腳，作家有足夠的耐心，用旁觀者看似機械性的敘事語言，講述著護送女人棺木歸鄉的事件。從耶撒冷到國境之外的前蘇聯某荒涼村莊，從堆滿烤爐器具的面包房工作區，到燈光慘淡的醫院太平間，從人力資源經理家冰冷的浴缸，到死者又濕又冷的小出租屋，故事的每一個情境都無一不向我們投來冷冷的光，耶撒冷是冷的，暴雨一場場來，絲毫沒有停下的意思，村莊更冷，大雪覆蓋，讓人瑟瑟發抖。在雨雪沒完沒了的襲擊下，也變成了冰柱。

　　耶霍舒亞似乎有意把這本小說涂成冷色系，他描繪了一個冷色系的群像圖：人力資源經理對生活疲倦而，“像蝸牛一樣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當周圍人都在議論死去女人的美麗容貌時，他困惑，吃驚，毫覺；人力資源經理的妻子對丈夫徹底失望，連打電話的時間都不愿意多出一秒；夜班主管看似愛上了女死者，卻因無法面對造成的沖動，而解雇了這個女人；面包房老板一邊說著要對死者“贖罪”，一邊雷打不動地去聽音樂會，回家還要有滋有味地享受上等紅酒；人力資源經理的母親除了抱怨兒子因為離婚而和自己住帶來了不便之外，也沒有關心他的意思；死者的前夫，一邊耶撒冷的恐怖，一邊毫無愧意地拿下“安慰錢”……

　　沒有愛，沒有同情，也許因為戰爭，也許因為巴以沖突對日常生活的損害看不到盡頭，也許只是因為灰敗的日常生活本身，人的感官和知覺都已經堵塞，只剩下冷漠的人生活在寒冷的城市。一個名叫尤麗婭·瑞格耶芙的外國清潔女工的死，微不足道，卻終于引發了一個普通人內心的海嘯。

　　在耶撒冷中心愛。作家賦予小說一種不緊不慢、甚至有些形式主義的莊嚴腔調，從“經理”、“任務”到“旅程”，事件層層推進——與夜班主管在深夜咖啡屋進行“愛的”對話，在女人的出租屋里感受一個對移民耶撒冷充滿希望的人的氣息，又或者，在旅途中意外前往的某老軍事里，由于食物中毒而得到的軍官們正直的關懷，人力資源經理逐漸恢復了與人交流的能力，恢復了疼痛、憂郁、、感激的能力。從前他連怎么對小女兒開口都覺得很困難，現在，他居然可以和死者叛逆的兒子互道關心。

　　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日常生活的平民英雄，無論經歷怎樣的，也一定要讓女人回家。他感嘆事件的跌宕起伏，“一個比我自己大十歲的外國女人，一個我甚至都不記得的人，現在卻變成了我唯一的責任。國家保險已經關閉了她的案卷，她的前夫已經不管她了，她的情人早就消失了，甚至連都不想再代表她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這片寒冷原始的土地上，跟兩個把我視為故事的記者在一起，還有一個我不確定自己能應付的十幾歲男孩。上個星期二，當我承諾負責處理這個女人的事情時，我又怎么會料到關于她的一切都是如此沉重呢？”

　　他確實無法預見任務的，卻完成了它。他像一位來自耶撒冷的堂吉訶德，帶著女人的棺木，一行七人坐著裝甲車，開進村莊，故事臨近尾聲——當人的心開始蘇醒，畫面也變成了彩色系，紅色羊毛帽、藍色尾氣，還有一輛莫名其妙卻雄壯非常的裝甲車，冷漠解凍，淌下溫暖的雪水。

　　女人的母親讓女兒在故鄉安葬，“難道不能在耶撒冷，這個死者選擇居住的城市，為她舉行一個葬禮？那是她的城市。那是所有人的城市。”老母親撲倒在年輕人腳下，懇求讓她的女兒回到那個奪去她生命的城市，那樣的話，她自己“也能有權成為那個城市的一了”。

　　堂吉訶德的熱情等來了一個有悖于計劃的結果。在擦掉了冰冷的眼淚后，人力資源經理作出了更為驚人的決定：把女人再帶回耶撒冷。這一次，他自費，沒有公關任務，沒有財力支持，沒有任何“贖罪”的重負，他將感到振奮。這個死去的女人，喚回了他對耶撒冷這座戰火的破舊城市的信心，某種程度上，的是他對自己在愛與陰影中的生活的信心。

　　耶撒冷，在亞伯拉罕·耶霍舒亞心中，是一座永遠的圣城。他是賽法迪的，也是第五代耶撒冷人。正如他自己所說，成為以色列，“是我的皮膚，而不是一件可以隨穿隨脫的夾克衫”。耶霍舒亞質疑生活在美國的“大流散”，認為他們的猶太性不過是存在于“前輩的墳墓和文本中”，強烈的民族身份意識，讓他爭議。

　　對于經常捍衛“以色列猶太性”身份的耶霍舒亞來說，耶撒冷不僅是一座城市，它背負了太多隱喻，出現在他的眾多小說里。所幸，在文學中，小說家耶霍舒亞能夠回歸藝術的詩性——至少在《耶撒冷，一個女人》中，他克制地把耶撒冷濃縮成一個巨大而恒定的，故事從那里出發，又回歸到那里。的中心，是對愛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