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劇照：“一連串的接踵而至，永無止境。”圖片來自：Take Five/Hulu

　　一位女性被導致懷孕，卻不準墮胎；她被起來，最終誕下嬰兒。另一位女性想要離開自己飛揚跋扈的丈夫，但由于收入不高，捉襟見肘而不能遂愿，因為出臺了一項“防止家庭破裂”的政策，夫妻二人的收入都將打入丈夫的賬戶。還有一個女人報案性侵，但警方非但不相信她，反倒以之名起訴了她，然而施害者依然，更多女性隨時可能。在一段錄音中，一個夸耀自己“摸女人的”的男人當選了美國總統(tǒng)。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都是發(fā)生在、英國和美國的真實故事。

　　《周末夜現(xiàn)場》的四位女員工在一個音樂MV中回應了那些被“#Me Too運動”到的男人：“歡迎來到 / 這些并不新奇 / 我們一臨著麻煩 / 只因我們有胸。”從西非博科圣地組織控制下的神權(quán)對女孩的虐待，到丹麥發(fā)明家彼得·馬德森（Peter Madsen）戕害女記者金·沃爾（Kim Wall），這個世界給女性帶來的噩夢已經(jīng)夠多了，似乎已經(jīng)沒有必要再在小說中構(gòu)建出一個更的世界了。但無論如何，根據(jù)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說改編的劇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一經(jīng)便立即大熱，女性主義反烏托邦作品絲毫沒有休戰(zhàn)之意，出版商們也十分樂意推動這波浪潮。

　　美國計劃生育聯(lián)合會的穿著使女的戲服，在組織了一場。攝影：Saul Loeb ，圖片來自： AFP/Getty Images

　　在萊妮·祖瑪（Leni Zumas）的《紅鐘》（Red Clocks）中，墮胎被明令，美國在邊境豎起了一座“粉紅高墻”，防止女人偷渡到。在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活神的未來之家》（Future Home of the Living God）中，全球變暖進一步催化了生育危機，懷孕的女人被在中心，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則被征召來養(yǎng)育胎兒。海倫·塞奇威克（Helen Sedgwick）的《生長季節(jié)》（The Growing Season）則搭建了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人們對人造子宮已習以為常。莉迪婭·尤卡維奇（Lidia Yuknavitch）《瓊之書》（The Book of Joan）中的地球已經(jīng)嚴重污染，無可救藥。為存，地球上的富人們乘著一個“愚蠢的太空”一般的飛行器來到了人造星球希埃爾（Ciel），然而他們的生理特征也發(fā)生了變異，變得沒有性別之分了。索菲·麥金托什（Sophie Mackintosh）的《水療》（The Water Cure）引人入勝，女人們在書中十分，男人。珍妮·梅拉米德（Jennie Melamed）曾獲阿瑟·C·克拉克的奇幻小說《島上的女兒們》（Gather the Daughters）講述了一個封閉社區(qū)中的女性噩夢，在那里父親會自己未發(fā)育的女兒，以替代有可能產(chǎn)生后代的性行為——這在那里是一種人口控制手段。

　　能推動銷量，而當受的人是女性時，效果更加明顯，而作家們也面臨著壓力——他們的故事要更新迭代，勝過以往的作品。書中關(guān)于的情節(jié)效果喜人，于是其中的成分也可以忽略不計。克里斯蒂娜·達爾徹（Christina Dalcher）的《聲音》（Vox）預計在今年八月出版，書中的女性每天說線句，她們必須戴上項圈，只要超過配額就會被電擊。接下來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在今年3月的倫敦書展上，布魯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宣布將于明年出版喬安妮·拉莫斯（Joanne Ramos）的《農(nóng)場》（The Farm）。這本書的故事背景是行業(yè)，展開了女性的悲慘經(jīng)歷。基蘭·米爾伍德·哈格雷夫（Kiran Millwood Hargrave）的《瓦爾德》（Vardø）則講述了十七世紀的審巫案。Picador出版社在一場十三方參與的競標大戰(zhàn)中，以六位數(shù)高價簽下了這本書。YA書評網(wǎng)也被這種對悲慘故事的所支配：露易絲·奧尼爾（Louise ONeill）的《永遠屬于你的》（Only Ever Yours）為這一切奠定了基礎(chǔ)，將《使女的故事》重新帶回了青少年市場。

　　阿特伍德這本1995年的小說住了時間的沖刷，至今依然直戳，力量沒有絲毫減退。阿特伍德憑借當年現(xiàn)有的科技水平和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事件，搭建了一個父權(quán)制的極權(quán)主義國家，讓一代又一代的女性讀者們變得越來越激進。到了今天，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故事在新的時代也產(chǎn)生了共鳴。這部劇集拍攝期間特朗普還沒有上臺，放映時他已成為了美國總統(tǒng)。《使女的故事》一放出，立刻給女權(quán)主義者們建立了一個亮眼的參照系，她們穿著使女的戲服街頭，反對墮胎法案，一些時裝設(shè)計師也把使女的服裝搬上了T臺。

　　然而，隨著第二季的，部分觀眾對劇中的感到不適了。第一季的故事緊扣小說原著，刻畫的是女主角奧芙弗雷德的痛苦，而第二季脫離了小說的原材料，更多聚焦在揭露基列國無盡的丑惡面上。《紐約》稱之為“一部永無止境的的女性主義施虐片，和最厭惡女性的作家有得一拼”，文中還進一步探討了如此聳人聽聞的情節(jié)，到底是能給故事帶來更深的內(nèi)涵，還是僅僅出于病態(tài)的施虐心理。

　　《使女的故事》了一個新時代，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流派。而與之相反的女性主義烏托邦作品中則展現(xiàn)了另一個不可能實現(xiàn)的世界，在那里，女性的地位不再低人一等了。代表作包括十七世紀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燒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中篇小說《她的國》（Herland）、厄蘇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的《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和喬安娜·露絲（Joanna Russ）的《女男人》（The Female Man）。回頭看看這些“如果”，令人振奮。《的左手》中的格森（Gethen）是個虛構(gòu)的星球，又稱冬星。在那里人們的性別沒有男女之分，相反，每個人既能排卵也能授精，隨機應變地承擔起男人或女人的角色。作者勒奎恩寫道，在這樣的世界中，“人類不會被劃分為強壯的一半和弱小的一半，沒有者和被者，沒有者和者，沒有主人和仆從，也沒有主動者和被動者的區(qū)別。”這本書將矛頭指向了人類性別階級之間的，以及這種下處處受限的生活。

　　內(nèi)奧米·奧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Power）是近年來重建這種烏托邦式想象世界的為數(shù)不多的幾本書之一。書中女性進化出了一種特別的器官——“線束”（skein）。強大的電流能通過線束對異性進行電擊，這樣一來女性就占據(jù)了地位，她們能像歷史上男人女人一樣支配男人。在這樣一個世界里，女人能輕松地以高人一等的態(tài)度對待男人，并且獲得權(quán)威、受人，這確實可喜。而小說的大逆轉(zhuǎn)也饒有趣味，揭露了在我們社會上男性的缺點和不足。高傲的女性角色對卑躬屈膝的男人說，“男人支配的世界”一定“更加友善，更加體貼，說句不中聽的話，一定比我們現(xiàn)在所在的世界吸引人得多”。

　　男主角通德（Tunde）也描述了身處一個劣等的性別階級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從一個男人口中說出這種話，著實令人。只有當親眼看到一個男人也著女人曾過的苦，你才會明白我們離“女人也是人”這個“激進”的概念還有多長的要走。然而《》并不是一本變革的宣言，書中的一個章節(jié)《夏娃之書》描述了未來的母權(quán)制教。其中寫道：“的形式永遠是一樣的。”男人時，她們用來支配女性。落到女人手中，她們也會反過來控制男人。在這里，不由性別階級定義的社會依然重重，難以實現(xiàn)。

　　當然，這樣的也就意味著，小說有義務擔起變革的責任，這也讓事情變得棘手起來——將文學作品貼上女權(quán)主義的標簽，這意味著什么呢？對阿特伍德（在《》的寫作期間，她一直擔任奧爾德曼的導師）來說，這一直是個爭論的熱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與自己的“女權(quán)主義”標簽乃至整個女權(quán)主義運動總是無法自處，她缺乏自信、畏手畏腳。2017年，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中，她回答了“《使女的故事》是不是一部女權(quán)主義小說”的問題。她說：

　　“如果你指的女權(quán)主義小說是一本意識形態(tài)宣傳冊，所有女性都是，她們總是者，而且不能做出選擇，那么這本書就不算。如果你指的是這樣的小說——女人也是人類，她們有著各不相同的性格特點和行為喜好，有著不同的想法，她們的角色有趣而重要；圍繞她們展開的故事對小說的主題意義重大，不管是對故事結(jié)構(gòu)還是情節(jié)都不可或缺——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從這個層面上看，許多書都是‘女權(quán)主義’的。”

　　這個回答只是了她的小說中宣傳的嫌疑，但與其說這是個正面回答，倒不如說她只是在兩種站不住腳的女權(quán)主義之間游走。女權(quán)主義既不是“女性完美”的宣言，也不是身為女性所的事情。女權(quán)主義運動的意義在于制度上男性對女性的支配，以及在經(jīng)濟方面、性方面以及生殖方面（《使女的故事》將這兩方面展露無遺）對女性的剝削。

　　“意識”是女權(quán)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女人們分享交流自己的過往經(jīng)歷，意識到并正視問題真真切切存在這一現(xiàn)實。女性主義反烏托邦文學的熱潮恰恰貼合了這一點——她們正在發(fā)現(xiàn)問題，拆解讀者們既有的認知，有時候?qū)�這些問題的描述還得經(jīng)過和夸大。但意識只是萬里長城第一步，只有當它為協(xié)同努力打下了基礎(chǔ)時才會有意義。文化評論家海倫·劉易斯（Helen Lewis）指出，當代的女權(quán)主義在意識方面展現(xiàn)了其不可比擬的力量，但卻難以為具體的行動目標。

　　事實上，我們并不缺乏重要的女權(quán)主義斗爭，也達成過不小的成就，比如北廢除婦女墮胎的“第八號修正案”運動，以及卡羅琳·克利亞多·佩雷茲反對英鎊頭像中沒有女性的運動。但當行的諸如“日常性別歧視”（Everyday Sexism)、“#Me Too”這樣的運動就只是建立起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面對著性別歧視現(xiàn)象和性問題，并沒有協(xié)力創(chuàng)造出一個解決辦法。當前的女性主義反烏托邦文學也大多走進了這樣的。我們知道哪些事情是錯的，但一旦面對如何糾正的問題，就只能僵持不前。

　　很多地方都顯露出了這種趨勢。塞奇威克在《生長季節(jié)》（The Growing Season）中叩問，人造子宮能不能把女性從當前的性別角色中徹底解放出來，還是說這種技術(shù)只能讓她們在男性的下更易受？當生殖過程被外包、脫離女性身體時，女人身上不再貼著“照顧者”的標簽，這時候一個男性前臺接待的地位和女性經(jīng)理相同，同樣無足輕重。但男性還在延續(xù)。體外的子宮讓他們有了一個新的目標。“我們發(fā)明了一種全新的施虐方式，讓男人對女人擁有絕對的權(quán)”，書中“育兒袋”的女權(quán)主義發(fā)明者悲痛哀嘆。但隨著小說中和恐怖的陰云慢慢聚攏，不管是體內(nèi)還是體外妊娠都被確立為有效的選擇，盡管其中有幾分意義，前面那些宏大的想法也開始讓步（書中還表示，空洞的“選擇”也和模糊的女權(quán)主義目標一樣，塞奇威克必須想辦法祛除這種靠不住的表面穩(wěn)定，才能更加令人信服）。

　　達爾徹在小說《聲音》中猛烈道，女性社會化的過程不過是一種馴化，讓她們對更加習以為常。女主角珍（Jean）眼看著自己五歲的女兒變得乖巧伶俐，迅速學會要保持靜默，自己心生恐懼。與詹姆斯的《五十度飛》（注：一部2018年上映的美國愛情電影，由詹姆斯·佛利執(zhí)導，根據(jù)EL·詹姆斯同名小說改編）如出一轍，珍擊垮了父權(quán)制社會，和一個的意大利語言學家逃離，小說達到了。這勉強稱得上是一場勝仗，但對于作者達爾徹提出的問題——關(guān)于語言、關(guān)于和許可——一直都沒有找到回答。

　　在厄德里克的《活神的未來之家》里，敘述者錫達迅速從想要奪走她的孩子、控制其身體的者手中逃走，然而這只是對現(xiàn)實的一種逃避——美國印第安人承受著生育，她們要么絕育，要么孩子被搶走（作者厄德里克和主人公錫達一樣，都來自奧杰布瓦部落）。面對這種情況，作家們不可能寫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結(jié)局。《使女的故事》既沒有撒謊，給女主角帶來一場，也避免了的悲慘命運。小說就這么戛然而止。《活神的未來之家》繼續(xù)向前推進，陷入了一片令人的慘淡無望中。助產(chǎn)士們用地下鐵道來錫達，但最終失敗了，故事以嬰兒被奪走告終。“我在房間里等待著下一次懷孕的時候，”她為這個永遠也不會與她見面的孩子寫到，“我親愛的，在地球上飄下最后一片雪花的時候，你會在哪呢？”

　　這樣的結(jié)局給了人重重一擊，但它事實上是浸泡在女性的痛苦之中的。厄德里克避開了這個陷阱，但一些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小說并沒有。在露易絲·奧尼爾的《永遠屬于你的》中，人們像培養(yǎng)夏娃一樣小心翼翼地培養(yǎng)年輕女孩，給她們注入女性的柔弱氣質(zhì)，希求她們以后成為集團中的男性的模范妻子。那些沒能成功的女孩則被推下女子等級，落到最低端，最終被送到“地下”了結(jié)生命。書中有一段文字令人，感同。女主角弗里達（Freida）因違反而接受懲罰，她被在自己的房間里，房間的墻壁都是顯示屏，在國家上滾動著她的恥辱。

　　青春期女孩厭惡自己，而這種情緒被社交放大，這個場景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但是反映現(xiàn)實并不意味著對它的。小說讀到這里，書中對體重和面容的關(guān)注，讓年輕女性更加焦慮了，卻沒有幫助她們美麗的謊言。最終，弗里達帶著一種近乎性欲的，在“地下”接受了自己的宿命：“針扎過我的皮膚，沉浸下去。體內(nèi)的液體對我的鮮血低語，忘記吧，忘記吧……我準備好失去知覺了，直到永遠。”回應阿特伍德的觀點，女權(quán)主義雖不是建立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但也不是簡單地再現(xiàn)女性。然而，在一種靠來尋求安慰的“女權(quán)主義”的語境下，以上兩種選擇也許更加可取。

　　如果說真正的女權(quán)主義反烏托邦小說必須地刻畫女性的斗爭，而不是以聳人聽聞的手法渲染她們的痛苦并引起轟動，以戲劇化的分析來防止文章落入沉悶乏味或是空喊口號的陷阱，這樣的書是不可能存在的。阿特伍德對“女權(quán)主義”標簽保持，原因之一就是對于女性作家，人們總是有更高的標準——她們必定是達不到這項標準的，因為其目的本身就是為了，女性永遠做得不夠好。

　　但也有些小說能理解女性受到的，認識到了女人的地位，也富有想象力，能夠預見最壞的可能性是怎樣一番光景，同時還抱有希望，最終我們的結(jié)局會迎來一點亮光。換句話來說，女性主義反烏托邦小說也還是要有一點烏托邦的成分的。在《紅鐘》中，恐怖的“粉紅高墻”（這一場景和沒有護照的女性和一些美國保守地區(qū)不能獨自進行洲際旅行的女性的處境或多或少有相似之處）和不斷向前推進的女性抵抗運動交織在一起，祖瑪筆下的角色也逐漸學著互相尋求幫助。這些聯(lián)系不僅溝通了不同的女性個體，還連接了歷史和時間：“上千年的發(fā)展中，在歷史的皺褶里，女人們調(diào)整自己，相互幫助”。《水療》中同樣也體現(xiàn)了女人之間的姐妹情感和互相扶持，盡管它有些叫人不安——書中的女性角色最終協(xié)力了一個男人，來她們封閉的世界。她們把他的尸體放在沙灘上，對外來入侵者傳達這樣一個信息：“這里沒有你們的”，也就因此了尚未發(fā)展完全的烏托邦。《瓊之書》采用環(huán)形敘事時間線。故事的講述者分別是克里斯汀和她的對手讓·德·曼（Jean de Men），兩人穿越時空，重新造訪了歷史上原初女權(quán)主義者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和一個高度厭女癥作家、《玫瑰傳奇》（The Romance of the Rose）的作者讓·德·曼。很難說這本書能給讀者多少進步主義：當歷史本身就在崩塌的時候，我們又如何進步呢？但書中不乏希望。它表明，對物質(zhì)性的認可正在回歸，不再依賴剝削我們的星球或是人們的身體這種不可持續(xù)的發(fā)展方式了。“身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地方，”瓊說，這個年輕的反叛女孩帶領(lǐng)著被在土地上的幸存者，組成了一只軍隊。“它的疆土和地球一樣廣闊。”

　　在奧克塔維亞·巴特勒（Octavia Butler）著于1993年的《撒種的比喻》（ble of the Sower）中，在不久的將來，地球會變得高溫難耐、資源短缺，女人成了另一種被肆意剝削的資源。小說的女主角勞倫帶領(lǐng)著一隊離散的人馬跋涉，跨過惡劣的荒野，夢想著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地球之種”的既是一種教，也是一個星際殖民計劃。“除死亡之外的終極人類改變……如果我們不僅僅想做個皮膚光滑的恐龍的話，這是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然而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依然沒有女性的容身之地，女權(quán)主義需要對更好的將來抱有夢想。一味地反復揭自己的傷疤，并不能帶我們前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