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的這些年，很多作家都寫地震題材，我也想寫，但確實覺得無從著筆。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災民心態，許多故事可歌可泣，救助同樣感人肺腑，但要讓文學之光不被現實熱點吞沒，的確困難。”日前，作家阿來攜最新長篇小說《云中記》亮相上海，與知名評論家程德培對談時，袒露自己在創作中面臨的困境。

面對災難，文學不僅僅是觸目驚心的再現和淚眼滂沱的抒情。阿來透露，《云中記》是在莫扎特《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樂聲中寫就的。“我對自己的要求是，寫出對生命和大自然的敬畏，對人性的尊重，而不僅僅是停留在表面。”不少圈內人都知道，阿來是“重度植物愛好者”。程德培認為，這正是阿來的一個重要特質，“有一回我跟阿來在山里相處了十來天，海拔比較高，到了草原，他一下子把我們拋下，拿著照相機，跑前跑后捕捉研究各種各樣的花兒，看《云中記》就知道他對花草無比熱愛。在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我認為阿來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作家。”

災難書寫是中國文學創作一大短板？

“阿巴一個人在山道上攀爬。”《云中記》故事的開頭，便是阿巴獨自在山道上的行走，走向他熟悉的世界和生活，這是一次回歸，或許也是一種尋找。云中村是小說的發生地，為繼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祭師阿巴，尋訪一座遭遇地震行將消失的村莊，于是，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靈，山外世界的活力喧囂，共同構成了交叉互感又意義紛呈的多聲部合唱。

阿來沒有按照寫暢銷書的路數，或是在《塵埃落定》所開辟出的熟悉地盤上重復自己。“當那個真正動筆的時刻到來時，我突然淚流滿面。我一動不動坐在那里，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阿來直言，如果寫災難只是一味強調留下的創痛，那沒有太大意義，“我們應該把死亡帶來的創痛，變成一種精神洗禮。中國文學有個短板，就是不太會寫災難，包括戰爭。一些作家作品沒有找到合適的語調，或是沉陷在對肉身毀滅的無限哀悼中，或是停留在觸目驚心的再現和淚眼滂沱的抒情中。”

他認為，災難給作家一個間接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暫，不能用短暫的生命無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

中國作協主席鐵凝曾這樣評價：“在阿來那里，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

真正撫平創痛的，是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

在《云中記》里，真正撫平創痛的，是大自然以及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人與自然親密相處、重歸和諧的愿景，在小說脈絡背后逐漸清晰。

在阿來眼中，人和自然間的巨大鴻溝可能容納了人類有史以來的哲學、詩歌和文學。他對觀察、記錄植物上癮已經好些年了，文字記錄不過癮，又添置了相機，學習攝影，為植物們的美麗身姿存照。“這個世界真的是太過闊大，我多年來不斷穿行青藏高原。有一天，我突然覺悟，覺得自己觀察與記錄的對象不應該只是人，還應該有環境——不只是人與人互為環境，還有動物們植物們構成的那個自然環境，它們也與人互為環境。”

“由此《云中記》運用了很特別的視角，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樣。這不僅僅是處理此岸與彼岸的關系，太過于關心彼岸，你就容易變成永恒主義者；太癡迷此岸，往往會變成過于卑微的、沒有民間感情的世俗主義者。”程德培認為，《云中記》不是簡單的生者對死者的悼念，更多是生者和死者、此岸和彼岸、人與自然的平等對話，而且這種對話是可以商榷的，這很了不起。

小說這樣描述阿巴在云中村與世隔絕生活的六個月——這半年里，他喝泉水，吃糌粑，刨地種菜，與兩匹馬作伴。他與柏樹、杉樹、樺樹、櫻桃樹、長著羽狀葉子的花楸樹，與忍冬、繡線菊、鳶尾花、香得讓人頭暈的丁香花作伴。他的菜園無需照顧就漾起一片亮晶晶的新綠，吸引從雪山下來的雄鹿清晨用前蹄輕叩院門。

此刻，自然的饋贈如此慷慨溫柔，幾乎讓人忘了它暴烈無常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