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北方絲綢之路由于戰亂阻塞，以成都為起點的“河南道”成為南朝連接西域的主線，成都同時成為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起點，以及絲綢之路與長江通道的交匯點，來自東西南北的文化要素在成都交流碰撞，誕生了一座不遜于北朝云岡石窟的藝術寶庫：安浦寺，明朝改名萬佛寺。

　　萬佛寺遺址出土 南北朝精美石刻

　　在四川博物院萬佛寺石刻館，陳列著一座秀骨清像的阿育王像。這座阿育王像1937年在成都城西出土，當時，農民種田時掘出石造像12尊，頭像26個，均與真人大小相類。這批造像大部分被當時的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1950年入藏四川博物院。考古學家們認為，發現造像處為萬佛寺故址。

　　據記載，清光緒八年（1882 年）該處就曾出土過造像，當時也是農民掘地時，“忽出殘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無首，或有首無身，無一完者……凡百余。”

　　1953～1954年間，中鐵二局和中鐵第二勘察設計院在此地進行基建工程時，又發掘出一批造像。在四川博物院萬佛寺石刻館，還陳列著1953年出土的一件梁中大同三年觀音背屏式石造像，該造像通高44厘米，底座長38厘米，厚15.8厘米，系紅砂石鑿成，造像龕為圓雕小龕。龕的正面正中雕刻一菩薩，其旁兩側分別排列二菩薩、二弟子、二天王，龕最下為一排伎樂像。龕背面上部淺浮雕禮佛圖，下部為題記，縱刻12行，約70字。龕的兩側面浮雕一力士像。該造像為四川博物院所藏一級文物。

　　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研究員何先紅介紹，萬佛寺遺址自清光緒八年(1882年)以來，多次出土各類佛教造像共計200余件，以四川博物院收藏最多，共計63件，其中南朝造像就有41件。

　　萬佛寺遺址位于今天成都市一環路北二段與白馬寺街交叉路口北側，此寺相傳始建于東漢延熹年間（158～167年），從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間香火不斷。根據文獻和出土造像題記可知，南朝時此寺名安浦寺，唐代名凈眾寺，宋代改名為凈因寺，明代時名凈因寺、竹林寺、萬佛寺、萬福寺，明末毀于張獻忠與明王朝交戰的戰火。

　　成都在漢代已經“列備五都”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易立介紹，三國后期，蜀漢被魏所滅，西晉后期，賨人在成都建立“成漢”政權，成漢被東晉恒溫所滅，東晉寧康元年，前秦攻取成都，淝水之戰后，成都又被東晉收復。進入南朝之后，成都屬建康政權版圖，一直是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侯景之亂后，成都一度并入西魏疆土，后又為周所領，直到隋朝統一天下。

　　易立介紹，南北朝時期，成都佛寺林立，除了益州名寺安浦寺（萬佛寺），還有福感寺、金華寺、海安寺、圣壽寺……近年來，除了在萬佛寺遺址，在成都的西安路、下同仁路、商業街、實業街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這些南北朝石刻造像，以萬佛寺石刻為代表，反映出南北朝時期，南北文化在成都的交流碰撞，促進了成都文化的繁榮，也反映了成都在南北文化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成都成為長江上游連接南北的經濟、文化傳播中心。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何一民表示，成都的文化繁榮，西晉史學家陳壽著有《三國志》，東晉史學家常璩撰寫了中國第一部地方志《華陽國志》。南北朝時期，成都還成為商貿重鎮。成都在漢代，已經“列備五都”，成為都城長安之外的五大工商業大都市之一，其原因之一是成都的絲織業發達，是絲綢之路的貨源地。到了三國時期,秦嶺淮河以北地區的溫度普遍下降，山東、河南等的蠶桑業受到嚴重影響,襄邑等地的絲織業受到沉重打擊而衰落,成都作為全國最大的絲織業制造中心，其產品供應海內外，此種壟斷地位持續了整個南北朝時期，并一直保持到隋唐。

　　南北絲路貿易網通過成都連接

　　為何在戰亂頻仍的南北朝時期，成都卻能保持經濟和文化的高度繁榮？這就不得不提到曾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一條交通要道：絲綢之路河南道。

　　從成都出發，沿著岷江溯流而上，經過汶川、茂縣、九寨溝、若爾蓋，經甘肅，然后再到青海，并從青海進入西域，這條早在遠古時期就已經開辟的道路，就是絲綢之路的一條支線：河南道。

　　何一民介紹，秦漢以前，以成都為起點的南方絲綢之路就已經開通，并延續了2000多年的發展，漢以后，張騫鑿空西域，開通北方絲綢之路，成都的蜀錦等絲綢產品一直是北方絲綢之路的主要商品，而在南北朝的200多年間，當河西走廊交通因戰亂受阻，北方絲綢之路中斷時，成都承擔起了對外交通樞紐的作用，一方面成都與南方絲綢之路的聯系仍然保持，民間交往頻繁；另一方面，以成都為起點的“河南道”在此時此刻取代北方絲綢之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此時的成都，成為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起點，并通過長江通道連接海上絲綢之路，成都以獨特的地理優勢成為國際大通道的樞紐，“自此，南北絲路貿易網通過成都這個樞紐連接在一起。”何一民說。

　　本報記者 汪蘭